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的完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其实质上是一种司法审查程序。2012年刑诉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使得规定更加明确、细化。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在现阶段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裁判的独立性、诉讼的效率、科学性等。本文通过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的一些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程序构建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但由于该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因此伴随着高昂的成本。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权衡。我国应建立绝对排除非法供述证据与权衡排除其他非法证据的原则。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必须设立切实可行的排除程序来解决有关排除中的各种问题。同时设立如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等若干配套程序。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关于完善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程序的思考

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可谓任重道远。无疑,法律的颁布不等于实施。除了刑事法官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习惯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因素作用,作为价值性冲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适用仍有其难处。本文以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为切入点,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本土刑事司法实践特征,以求进一步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施排除规则。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一直是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非法证据的采用对于国家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追究惩罚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利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宗旨,非法证据又不应该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但是,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的发展,各国越来越趋向于选择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在此背景下,便有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诞生。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借此谈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现状及一些建议。     

审前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我国,检察机关负责行使法律监督权,其职权具有复合性的特征,在审前程序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实属必然.这对强化侦查监督、净化侦查程序,降低起诉风险、节约司法资源,消弭审判弊端、促进审判公正都大有裨益.本文认为,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相应的立法依据和现实土壤,切实可行.在程序设计方面,检察机关可采用听证方式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的排除决定.     

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

本文尝试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实际出发,从程序启动、调查核实、排除程序及救济机制等方面探探讨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构建。     

检察视野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个理论问题

较之西方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集中于法庭审理阶段而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具有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理论问题、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起到何种作用、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有哪些以及如何在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证据的效力怎样等基本理论问题都需要学界展开深入研究,以期在这些理论问题研究基础上构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相关制度体系。     

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探索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一项旨在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行为的刑事诉讼制度。本文旨在分析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程序性定位。     

控告申诉部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若干问题

检察机关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争议。但是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问题,就存在争议。它能否独立进行调查,还是仅仅作为一个信息中转站,值得进一步思考。相对于审查起诉和审查批捕部门排除非法证据,控告申诉部门要启动排除非法证据面临着更多的困难,而且它一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如何处理也需深思。     

非法证据排除审理程序的困境与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极少运用，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设计不尽完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但仍未有明显改观。本文通过抽取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百件刑事案件为样本，辅之以对法官的问卷调查，以实证研究的进路检视法律设计困境，提出从确立衡平裁判观、补强非法证据排除庭前程序、细化法庭调查程序、明确救济方式、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完善该规则的审判适用程序。     

证据是如何排除的

证据排除是现代证据法的核心精神。在理想状态下,一项证据被“排除”,意味着该证据所反映的信息对于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不产生任何影响。从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为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共有三种途径,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法系。总体而言,普通法系的程序设置最符合证据排除的要求,而大陆法系在这一问题上则显得力不从心。为了使证据排除规则真正落到实处,包括我国在内采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国家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

对于被告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要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告方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就要优先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使程序性裁判具有优先于实体性裁判的效力。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两个重要部分,初步审查要求被告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具有过滤不必要的程序性裁判的功能;正式调查作为法院的程序性听证程序,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偏重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由公诉方承担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责任,且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对于一审法院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所作的决定,二审法院无法提供独立的司法救济,只能将其与实体问题一并作为是否撤销原判的依据。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明

在我国,虽然初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得以确立,但是由于未建立起配套的保障规则,特别是未建立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致使该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远未得到有效实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执行,往往以对非法证据的证明为基础。为此,我国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成熟的经验,科学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以确保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权保障价值。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模式：利益权衡与客观化基准

在刑事诉讼领域，“利益权衡”是平衡人权保障和犯罪控制两大理念的重要法律方法。针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利益权衡的法律方法在比较法上发挥着重要制度机能，美国实行的是实践意义的利益权衡、德国等实行的是规范意义的利益权衡、新西兰实行的是转型意义的利益权衡。但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方法论，它也存在制度局限与客观化诉求。因此，我国在实物证据的排除领域引进利益权衡方法时，也应设定相应的客观化基准。     

域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考察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所采纳,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底限正义。然而,不同国家在法律传统、司法体制、诉讼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上也形成各自的排除模式。在对域外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论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在我国的立法确立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富有特色的地方,是用具有技术操作性的条款,设计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审前供证合法性的庭审前置调查程序,它具有书面诉答、裁量启动、独立调查、辩方提出、控方证明、庭审为主、庭外补充、二审监督等八个方面内容,具有重大法治进步意义。《规定》在操作性上存在不足,一些条款规定过于原则化,容易形成相应的操作难题,应通过确立我国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操作重点、操作原则以及三个操作"路线图"等实务技术手段,渐次加以解决。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相关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中规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在实践中适用并不多,理论上的争议却不少。总体上,应当肯定该程序设立的积极意义,并承认其是一种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刑事诉讼程序。在达成上述共识的基础上,就可以对此程序中涉及的适用范围、证明标准、权利救济等理论和实践层面出现的具体争议做出法理上一以贯之、实践中规范可行的合理解释:在目前阶段,该程序适用范围应做严格解释;证明标准应较一般刑事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适当放宽;权利救济应进一步细化和加强监督。     

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565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断健全完善,刑事司法实践中辩方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数量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分析成果也不断丰富,主要集中在程序规则、法官的裁判认定等方面,并就如何完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笔者在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并访谈数位刑事法律工作者后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良好运行除了要设置科学的程序规则、合理规制法官的裁判认定之外,核心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在于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