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域外适用体系建设中的管辖权：演化规则与关联结构

国家管辖规则及其结构安排是法律域外适用体系建设的核心之一。域外管辖的传统法理基础来自国家对领土的有效管辖,并在实践中派生出领土延伸和域外投射两种类型。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对人、事物、行为和场所的管辖均具有了衍生特征。与其从领土的角度考察域外管辖权,不如以“联系”为焦点探索国家管辖规则。国家管辖权的合理配置面临大国过度管辖与小国“搭便车”等难题,对此可在认可多元主义管辖权必然存续的背景下,探索将国家与管辖对象之间“联系”的紧密和重要程度作为评价管辖权行使正当性的方法,同时发挥跨国企业的主动选择能动性,强化各国维护国际公共秩序的责任。在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中,“真实联系”与“合法利益”应是行使域外管辖权考量的核心要素。     

论船旗国刑事管辖权

海上犯罪对海上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船旗国刑事管辖权是国家针对海上犯罪的主要刑事管辖权,在领水、国家管辖海域、公海广泛适用。国际条约对几种典型的海上犯罪确立了国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具体规则。我国海上刑事管辖权制度尚需从刑法和海洋基本法上加以完善。     

国家豁免中“国际私法的适用规则”问题研究——兼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第10条第1款的探讨

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十条第一款以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作为决定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基础。这主要是为了协调各国不同的观点，包括各种不同的规则。在跨国的民商事诉讼中，一国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是当事人、法院所在地和诉讼之间存在着足够的联系，以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应当地使用同样的规则。国家与其本国国民以外的自然人或法人进行商业交易时，自然人或法人所属国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行使管辖权。从美国的实践看，确定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方式有三种：一是外国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二是在美国履行的某项行为与外国在美国以外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关；三是外国在美国以外的商业活动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影响。     

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目标

适用除外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在反垄断法中设置适用除外制度意在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关系,通过法律路径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致力于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我国<反垄断法>也设置了适用除外制度,因此,有必要以上述价值目标为基准对其进行考察、探讨.     

涉外法治视域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研究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引入了“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开启了我国适度扩张人民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新时代。“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不为国际法禁止,亦回应了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基础的变迁,从而构成其作为中国主体性涉外法治话语的正当性依据。在涉外法律体系建设中,“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具备替代国内民事管辖规则的类推适用、供给与国内法域外适用条款相衔接的司法管辖规则以及填补必要管辖权功能空缺之体系效应。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出发,“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的适用,应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厘清联系标准的认定,并利用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法律制度对其合理限缩。作为我国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妥善实施“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不仅有助于维护本国民商事利益,也是参与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中刑事政策的执行

刑事政策是国家抑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对策与策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正确贯彻执行刑事政策的有力保障。为更好地促进民主法治建设、维护公正正义、保持社会稳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确保刑事政策正确适用,从而深入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公民境外犯罪的刑法控制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频繁,我国公民大量走出国门,在境外的犯罪也相应增多,刑法属人管辖权的适用也不断增加.现行刑法在属人管辖权方面的规定又出现了极度扩张,从而加剧了与其他国家刑法规定的冲突,导致对犯罪人的定罪依据、刑罚适用的双重标准、甚至造成对犯罪人的重复处罚.为此,应当重新审视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的合理性,有必要将无限制的属人管辖权改变为有限制的属人管辖权.     

论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

我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确立了建立在效果原则基础上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效果原则确立了国家管辖权行使的法律前提,但容易带来法律冲突。我国应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程序,将效果原则与合理原则配合使用,积极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开展反垄断执法合作,并不断深化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理论研究。     

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中的法律问题

对涉外民商事纠纷依法行使诉讼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体现。因各国民商事法律制度有重大差异，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法院审理，其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因此各国无不在立法上通过各种关联因素尽量扩大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在长期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各国已形成了各种行使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依据，大体上包括属人管辖、属地管辖、专属管辖与协议管辖四类。但在具体适用标准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往往产生管辖权冲突。我国对涉外民商事纠纷诉讼管辖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有关的规定。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民事诉讼法第二…     

我国刑法空间适用范围的立法完善浅析

犯罪的国际化和主权国家刑事管辖权原则的多样化使得相关国家在对同一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竞合现象,通过对刑事管辖权各适用原则的论述及比较分析我国新旧刑法典关于刑法的空间适用范围的规定,本文认为应对我国刑法的相应规定做出修改,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弥补刑事管辖权的不足。     

中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制度重构

《对外贸易法》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具有防范国家安全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然而,反观美国《1962年贸易拓展法》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近期生效实施的部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有关国家安全制度的立法模式,我国《对外贸易法》相关条款的“两分法”模式存在明显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有必要制定具有“时代性”特点的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制度。     

论专属经济区刑事管辖权的行使

对专属经济区行使刑事管辖权是保护主权权利和法理维权的需要,我国一直疏于行使该项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沿海国行使刑事管辖权既予以肯定又予以限制,我国应在该《公约》规定的范围内积极行使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在附属刑法中对外国人侵犯我国主权权利及其附属权利的犯罪行为规定刑罚罚则,避免刑事立法空洞化。同时我国应对权属无争议专属经济区依法行使刑事管辖权,对权属重叠或争议的专属经济区根据对等原则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严格遵照《公约》规定保障当事国、当事船舶、当事人的权利。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应急法治新视野——以社会安全事件为视角

应急法治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之一,应急法治调整对象的宽泛化要求运用类型化方法,由全民反恐入手,重点治理社会安全事件。"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屋建瓴、应运而生,蕴含着以民为本、良法善治和公私相济三大价值,成为引领我国应急法治建设的新航标。良法善治的安全观首先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着力塑造整体联动的应急治理机制,逐步完善行政应急法律体系,提高公安警察的执法水平;同时,以民为本、公私相济的安全观契合"政府与公民关系平等化"的法治追求,鼓励广泛的公众参与,提倡治安承包的再推广。     

民法变通规定制定权的法源冲突及解决路径——以《民法典》相关规定阙如为切入点

为在民事法治建设中妥善处理各民族风俗习惯与国家民事法律的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对民事法律规定进行变通的权力。已经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并没有对此项权力予以明确规定,而我国《民法通则》等法律又因为我国《民法典》的实施而被废止。在此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人大还能否对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进行变通或者补充,是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的变通规定制定权是授权立法而非职权立法,依据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有关立法权限划分的规定,已无法解决我国《民法典》与《民法通则》等法律之间存在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冲突问题。在民法典时代,民族自治地方人大能否对《民法典》的规定进行变通或补充,尚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探析——兼论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构建

美国国会2007年通过的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扩大了外国投资属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进一步改进了外国投资领域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外资并购领域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美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措施。为有效维护本国利益,我国也应建立外资并购领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本文在分析美国外资并购领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立法的建议。     

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法的区别与协调——以产业安全保障为视角

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与产业安全保障存在差异.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应具有产业安全保障的功能.基于此种功能定位,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对象,除了包括一定规模以上的经营者集中以外,还应当包括"获取涉及我国国家安全的技术控制权"和"获取我国驰名商标和中华老字号控制权"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标准可以归结为.外资产业控制力是否显著增强".     

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及中国的实践

国际法与国内法存在着区别与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处于变化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法也存在着集中化的趋势,但一个“公力救济”的国际社会尚未最终形成。中国目前尚无宪法性法律规定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根据实践,中国在条约的国内生效问题上采用的是纳入的方法。由于缺乏明确规定,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存在困难。应在宪法性法律中明确规定条约在国内生效的程序、不同性质的条约与相关国内法的等级。     

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改革背景、宪法依据和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正确认识和定位社会救助、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加强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建构"回应型"的"新行政法"。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法治理论

保证国家安全是当代中国的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日趋稳固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要历史性成就。法治是保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方式和根本之策。习近平通过论述我国国家安全风险形势、依法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通过论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通过论述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各环节建设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总体进路;通过论述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为我国新时代取得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性成就奠定了理论基石和提供了行动指南,对我国在新征程上不断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与突发事件中的国家救助

宪法上所确认的社会保障权,要求国家在公民因突发事件的打击而陷入困顿时承担主要救助义务,以维持其相当水准的生活。我国目前以自然灾害赈济为中心的应急救助体系存在规范残缺、范围狭小、主体缺位、标准偏低等明显不足,亟待完善。而构建国家应急救助制度的重点,在救助依据的确立、救助主体的确定、救助对象的界定、救助程序的设计、救助标准的衡量和救助资金的筹集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