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嵌入

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中央工作部署"示范联系点"到"试点地区"逐步开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社会心理服务具有民生国家关怀广泛性、社会利益长远性的特点,是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事业探索中的一项重要执政创新。中央的政策指向、原则方略、基本要求同地方的落地做实、工作细化、任务分解相承接,反映了试点治理的央地关系。从国家动员视角来看,权力精英领导动员体现民生心理关怀的政治优势;运行架构组织动员保障民生心理关怀的制度执行;专业系统技术动员支撑民生心理关怀的体制力量;参与力量整体动员营造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情感。     

民生自助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民生自助问题日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所谓民生自助,是指民众自发地动员社会力量和调动社会资源,以实现和保障其基本社会权益的活动。显然,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民生自助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极富价值的法律问题。     

论以社会动员机制应对突发性事件

预防和解决各类突发事件,政府的力量往往是有限的,还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把潜在的资源转化为现实有效的新生力量。社会动员机制的完善,是公共突发事件处理是否及时、有效的重要因素;社会动员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各种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进一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无疑是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     

社会调查员制度的构建与试点

构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社会调查员制度需严格审核调查员身份,实现调查人员专业化;需完善社会调查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和程序,实现工作模式规范化;需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实现调查帮教社会化;需化解矛盾、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惩防结合一体化。     

积极发挥律师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职能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各种社会矛盾随着制度的变革、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大量涌现。化解这些社会矛盾纠纷，除需要综合考虑制度、市场、政策等方面的因素，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动员社会公共管理资源外，更需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发挥职能作用，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关爱“留守儿童”各方有责

“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所以在工作中，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做好“留守儿童”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齐抓共管、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营造“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氛围。     

公共治理理念下的应急社会动员

本文阐释了"应急社会动员"的含义,分析了突发事件的特点以及开展应急社会动员的必要性,探讨了社会动员对于我国完善应急管理的意义,论述了公共治理理念在应急社会动员中的应用,并对如何开展应急社会动员进行了思考.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顾名思义就是把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机关和社会力量依法共同对矫正人员进行监管、教育和帮扶的一种非监禁刑执行制度.作为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具有开放性、社会参与性等特点,因此,如何多渠道、多层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矫正,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的问题.     

疫情防控时期的社会行为及社区治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城市和乡村等基层组织在疫情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引发了许多潜在的问题。对待社区封闭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充分利用并完善政府的服务功能,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多元化的社区功能组织,以实现特殊时期社会治理的目标。     

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

危机管理需要高效动员机制的支撑.相当长时期内政治动员成为我国危机管理的主要动员模式,这时的动员是一种"对社会动员"."由社会动员"在危机管理中不仅必要,而且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条件下,把政治动员作为危机管理动员的主要模式,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后果.随着共产党执政方略向依法治国的转变、社会的逐步成熟以及有限政府模式的确立,使得危机管理动员从政治动员为主的"对社会动员"模式走向以社会自主动员为主的"由社会动员"模式具有了必要性与可能性.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物权变动的公示主义

物权变动涉及财产的涌流,关乎一国的交易秩序,因而公示极其重要。公示将物权的实际状态表彰于外,为社会认识。公示主义的中心理念在于交易便捷与安全的社会价值,通过对交易人信赖的维护,向社会交易界提供统一的、稳定的、普遍信服的法律基础。     

法的合法性与整全性的关联分析

法律资格纷争成为英美法理学传统的一道难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法学流派。从法的合法性判准的不同模式出发,证立整全性不仅可以进入法的合法性判准的行列,而且必然成为当下法的合法性判准的最佳选择。这一必然的最佳选择基于整全性在理论上符合法律的终极目的,即最高指令——人类"善"的生活,在法律实践中实现了平等尊重和普遍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法律才是理想型的法律。如果这一论证结论确实可行,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哈特与德沃金关于法律概念之争,终结和平息不同法学流派对法律资格的纷争。对于法律资格的回答将聚焦于法的合法性和整全性的关联考察,其对法理学的重述将开辟新的理论疆场。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论经济法的发展理念--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范式

从系统论的范式来看,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其发展理念应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整体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基石;协调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目标.要实现经济法的发展理念,需要经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及其子系统之间的密切配合,此外,还应加强经济法系统与外界系统的沟通和协调.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贪污罪概念重构

贪污罪的概念是关系到贪污罪的认定的重大问题。然而刑法界对贪污罪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对贪污罪概念的重构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实践,通过比较研究,对贪污罪作出了新的界定。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