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及其发展路径

互联网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创新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主要体现在:匿名性形成了协商民主的理性障碍、碎片化带来了协商民主的信息负载、数字鸿沟加深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难度。互联网时代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多措并举: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空间的管控力度,强化协商意识,重视引导网络舆情,提升对网络信息的驾驭能力,关注网络安全问题;培育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在社会层面塑造体现内在宽容和互信合作的协商文化,在公民个体层面构建体现公共理性和社会信任的协商文化,在政府层面摒弃官僚文化,重视平等协商和多元沟通;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商能力,发挥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完善监督机制。     

权力边界与职责担当:文化治理的“三元”主体格局建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维护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中,其"平等""包容"的价值诉求、"交往""商谈"的实践特质和"批判""整合"的思维取向,契合了我国文化建设中"多元治理"的改革诉求和时代趋势。本文提出在打破"全能政府"和"超级保姆"的同时,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文化治理主体格局,以保持三者权力结构与作用边界的动态平衡;并以协商民主的"宪政体制"框架、"双轨制"机制和"公共理性"原则为导向,以控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市场力量三大维度为切入点,界定各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作用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最终实现"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提升文化治理的整体管理效能。     

如何有效治理网络公共领域

网络公共领域能够协调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公众提供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升级。当前网络公共领域存在着合理政治建言遭遇困境、网络暴力屡屡发生、理性讨论与现实批判缺席等问题,需采取培育理性的公民意识、推进网络立法工作、强化网络公共领域监管、加强网络传播的伦理管制等措施治理规范网络公共领域。     

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

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唤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乡村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其传统与现代资源分别遵循着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的逻辑。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在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顺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并服务于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以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并从熟人社会走人公众世界。     

论宪法对协商民主的规范与保障

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宪法对作为当代民主政治新范式的协商民主的规范功能和保障作用,应主要通过创造和规范公共领域、规定和保障人权、提供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以解除协商困难、形成宪法共识以培育具有责任感的协商主体来实现。     

协商治理与社会矛盾化解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施民主协商逐步成为中国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对于实现利益整合、降低决策风险、培育社会自治和增进公共理性具有显著功效。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协商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发挥着重要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各级党委政府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倡导、基层社会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发展的动力。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语境下协商治理研究

协商治理的成长以协商民主理论基础,受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现实引导。协商治理面临着理性有限和能力不足、不平等和复杂性、共识障碍和价值偏离的挑战。须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语境下寻求协商治理的发展之道,以公共权力维护协商治理的权威性,以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并通过信息公开提升协商治理参与者的理性和能力,通过结构开放保障协商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条件的均衡,通过价值包容维护协商治理的合法性共识和公共精神。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网络公共讨论中网络理性的缺失与构建

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正日益遭受各种非理性话语的侵蚀,网络社区缺乏谣言自洁机制、网络民主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群体极化效应的负作用、传统媒体信息“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和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的匮乏都是造成网络公共讨论中网络理性缺失的重要原因.网络理性是互联网良性健康发展的根基,因此,重塑网络理性势在必行,这需要网络监管部门加强互联网治理的顶层设计,推动网络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需要传统媒体继续做好信息“把关人”;需要网络新媒体积极营造良好的媒体环境生态;需要网络意见领袖善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需要广大网民加强道德自律、谨言慎行.     

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新秩序

如今,网络公共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网民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平台,主体独立性消解、网络交往理性缺失、网络空间公共性弱化,是当前亟待破解的三大问题。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新秩序,要秉承正确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加强网络公共领域法治建设,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走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转向与发展理路

国家治理是有效协商与现代民主共同合法性推进的产物,"协商"和"民主"的价值融合是理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侧面,协商治理是一个亟待成长的新公共治理范式。协商议题是衔接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协商治理实现了程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过渡。公共精神贯穿于公共议题治理的全过程,对公共精神进行培养有助于强化协商治理价值理念中的公平和责任意识。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必须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确保"协商"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政治结构中的稳定性,以制度的科学制定与有效执行作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保障。     

社会组织发展改革观察

<正>导论政府、市场、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三大主要领域,任何治理体系都围绕三者关系在进行。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核心就是厘清三者的边界,重建良性互动关系。在市场和社会领域,除了政府发挥好自身功能外,需要进一步加大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让渡社会权力,引导社会组织全面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化解、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领域的公共事务,谋求政府治理、政社合作治理、社会自身治理的有机结合。其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并让其有序地参与社会事务的公共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     

提升与强化:网络公共领域与中国当代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具有主体涵盖面广泛、内容极具批判性、媒介功能强大、公共舆论作用效果明显等特点。中国市民社会与网络公共领域存在双向互动、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公共领域在促使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培养民众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新场域三方面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生长和发展。而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也为网络公共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使网络公共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会最终把网络公共领域纳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论基层民主语境下的公民培育——以公民的理性参与为参数的规范反思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尤其是提到要发展基层民主。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规范角度,对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公民理性参与的培养,给出相应的论述,进而试图表明这样一点：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要求对公民的理性参与意识进行恰当的培育,而且,为了我国普选民主的需要,对理性政治文化的呼吁,要求基层民主实践与恰当的公民培育并行。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逻辑、权威与根基

对逻辑的剖析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必要步骤。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的推动密切勾连。成熟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要件。公民参与协商机制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根基。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逻辑在于推动政治发展,逻辑核心体现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政治发展的推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成熟、公民参与的有序扩大与协商机制的设置逻辑上是相适应的。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政府责任与公共精神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考察需要基于协商民主展开。协商民主存在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中,同时以各地方经验得以展示。在体制内积极探索具体路径,是当下推进协商民主以实现成功地方治理的基本方式。地方治理的成功需要具有对地方政府责任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并借由教育与回应使其得以践行。公共精神的理性塑造对于推动地方治理的有序进行是必需的。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商谈民主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他关于公共领域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商谈民主概念,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兴起的研究、对公共舆论性质的考察,都揭示了一种建基于民众对话沟通的民主理论存在之可能性.而《在事实和规范之间》一书则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再建构和内部分型,即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的划分,将双轨制的商谈民主理论正式推上历史舞台.作为突破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预示了未来世界民主发展的新方向.     

协商民主与地方公共治理创新的嵌合

地方公共治理的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层面,协商民主的提升亦是题中应有之义。面对众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地方公共治理需要在理念再造、制度设计、多元参与、平台搭建诸方面实现与协商民主机制的有机嵌合,并通过体制化的转型,整合协商民主和地方公共治理创新两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实现地方公共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