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现实逻辑和终极价值

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国家政权、国家制度的同构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一体性决定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之根本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维护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而政权安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安全的标准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来源于为人民谋幸福而集聚起的民心民意，执政安全决定于人民安全，即保障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不被侵蚀和破坏。因此，从根本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终极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休戚相关。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对“集体安全”的几点看法

“集体安全”一词近年来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许多人也认为集体安全是一种可靠的安全模式。集体安全有其优点，但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憾，对此我们应有全面的认识。中国在集体安全问题上应客观冷静地采取科学的两面兼顾的态度     

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

尽管先秦时期没有出现“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是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结构与天下秩序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已经初具雏形。政治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正名奉法,殊途同归;以内驭外,召远修近。经济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富民利民,恒产安国;重农抑商,务本利国;开源节流,裕民足国。军事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重视国防,强化军备;用兵有道,谋略制胜;文武结合,法纪强军。社会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敦行教化,家国和谐;储粮备荒,稳定社会。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特点大致可概括为天人合一,敬天重民;内外兼备,家国并重;以德为尊,以和为贵;战争如疾,谋略至上。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其中有不少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安全议题:延续与转变

国际安全研究兴起至今大致经历了冷战、冷战后十年、全球反恐、大国竞合四个时期,核心议题也随之由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环境、疾病、能源、网络等多元领域不断拓展延伸,议题的演变既展现出稳定的延续性,又呈现出新时期的重要转变。其中,国际体系的本质、“国际安全”概念界定的逻辑缺陷以及学界对传统军事、政治领域的关注是议题延续的主要因素;大国政治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安全”概念和安全机制功能的不断扩展、现实事件的发生、全球化和美欧在安全议题设置中的主导权,则是合力推动国际安全议题变化的重要根源。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安全议题的发展变化也是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缩影。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后疫情时代,国际安全议题中的传统议题重新焕发生命力并呈现出新的特征,非传统安全议题继续与传统安全议题并列占据主流位置,而一些交织型安全议题和前沿性安全议题也在大国竞合的背景下受到更多关注。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

亚洲区域缺少涵盖整个亚洲地区的集体安全体系是导致这个区域时常出现不安全状态的根本原因，特别是中国逐渐崛起，美国日渐衰弱，成为（或被认为）亚洲区域的不安全因素。要实现亚洲的长久和平，亚洲需要一个包括中国、美国和众多亚洲中小国家在内的多边集体安全体系，而不是如目前东盟或东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对话这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也不是某些人的所谓中美G2机制．更不是冷战产物美日、美韩式的安全同盟。这个体系必须是包括安全、经贸、政治和外交等多方面有利于所有成员国的体系．其中虽难免存在大国主导权之争，但这种竞争不仅要受到大国之间互相制约，同时要受到众多中小国家的集体制约。     

安全维度转向:人的安全

人类安全观念正经历着急剧的变革,由联合国提出的“人的安全”新概念,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预示着国际政治安全维度的人文转向。国家可能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人的安全将人及其群体置于安全保障的核心,强调“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受侵犯。尽管人的安全这一概念现在还存有争议,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的安全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认同,并在外交实践中取得了显著进展。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

从非传统安全观的角度分析文化安全问题,是理解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 方法。在文化安全主体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体是多元的,非传统安全观特别关注的是个体的 文化安全与人类的文化安全;在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注重文化安全威胁 的外生因素,更注重文化安全威胁的内生因素;在文化安全的价值目标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将 文化视为国家竞争的“软实力”,而且更强调合作共存,强调文化的真善美,强调文化在沟通不同文 化群体及个体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安全边界方面,非传统安全观强调以动态思维而非静态思维来 看待文化的安全边界问题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东亚安全合作及其模式选择

当前东亚的安全合作呈现出两种态势 :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进展缓慢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进行顺利 ,对不同的安全领域做出区别分析 ,才能对东亚的安全合作有全面的认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运用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从权力、制度和身份等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可以塑造出对东亚安全合作的整体和理性的认识。东亚的多样化特征决定了它未来的安全合作模式应该是一种考虑共同安全 ,构筑多边安全机制 ,囊括综合安全的多元互补的安全合作复合体     

冷战后韩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构想

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安全政治中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困境问题。韩国认为,周边强国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韩国生存与繁荣的保障。从现实情况看,韩国的力量难以同周边大国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抗衡,归根结底,只有在大国间的力量取得平衡并相互制约的前提下,韩国的活动范围才能得以扩大。所以,推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维持当前的地区力量均衡,防止因为周边大国实力的强弱变化导致的地区秩序瓦解,对于韩国意义重大。冷战后,韩国所提出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战略构想无疑将对维持该地区长期和平发挥关键性作用,韩国也能从中获得可观的和平红利。但由于其内在缺陷,这一构想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化解韩国长期所面临的安全困境。     

解析“非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观强调安全的立体性与综合性, 并把安全的着眼点重点放在保护人的 安全上, 其内容一般都涉及生态、社会、经济以及人类安全等领域。与传统安全相比, “非传统安 全”威胁的成因、影响、解决手段都有所不同, 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它还无法超越以国家为关注 中心的传统军事安全。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理论辨析

日本是对经济安全问题研究比较早的国家之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在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中,关于什么是经济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保障与军事安全保障、综合安全保障、人类安全保障的关系等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此要进行综合地辨析,才能真正理解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中国需要发展以"有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国家安全战略应追求增强的安全、相对的安全、开放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全向度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共同的安全、统筹的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持续发展和有效安全应秉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为:安全与发展共进,应对与进取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合作与反制并用,内部与外部统筹。中国需要减少应对性思维,增加进取性思维,在安全问题上学会不断转化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环境的能力。有效安全需要建立一个统筹、高效、专业、法治的国家安全体制,提升国家安全体制的执行力。有效安全的外部布局需要按照"全向有序、内外兼修、能力相称"的原则。通过阐述中国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宗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海外安全等十个领域的状况,实现有效安全的界定,存在问题的评估,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举措。中国要汲取美国和苏联在安全问题上的教训,两者分别在冷战后期以及九一一事件后将局部安全问题扩大化、过度化,导致国力消耗,资源分散,能力不相称,最终使得安全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要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共进与互补性,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安全发展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安全智慧。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解放的政治与世界安全 ——肯?布斯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

冷战后,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深化和拓展的发展趋势。批判安全研究从批判理论发展而来并且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批判理论不仅与安全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后者重要的思想渊源。此外,批判理论和国际关系激进理论共同促使安全研究者对安全对象和安全领域进行探讨。肯·布斯正是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判安全经历了由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他探讨了解放与安全的关系,批判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质疑了安全概念;在此基础上,以人的安全来重新概念化安全,并且提出建立人类共同体来达到世界安全。其中,他对安全的深化和拓展是以剖析安全背后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在批判安全研究的阵营中颇为独树一帜。他提出用解放的政治来建立人类共同体,一方面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又标志着由人的安全发展到世界安全在实践层面的进步。所以,他的批判安全研究经历了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两个阶段的发展;他的思想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层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