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思考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推进广西经济转型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与周边省份相比,广西融入大湾区建设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齐全的工业体系、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广西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须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交通设施建设、加快园区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强化规划对接等。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

人心回归是港澳回归的核心,受制于原有制度设置,香港青年难以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港澳与内地的合作不断深化,但与资金的自由流动相比,劳动力流动受限,加以港澳产业高度化后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有限,特别是青年群体面临生活压力与就业机会减少的双重压逼,原有缺乏交往的制度限制以及敌对势力的有意引导,不利于港澳地区的稳定以及人心回归。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就是融合港澳地区与内地的优势,以香港青年融入为先导,通过制度创新推进面向青年人的普惠制,让香港青年全面参与国家建设,推进人心回归,实现港澳与国家的共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文化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是广府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心,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粤港澳大湾区法治文化具有异质性与同质性并存、私法性与公法性同在、建构性与进化性共生的特质,这些因素促进了大湾区法治文化的发展。同时,大湾区法治文化发展也面临着差异性影响、理性流失、良性违法等诸多困境。为此,粤港澳通过明确区域合作权限、加强软法治理、推动社会组织合作等路径消解困扰,形成协同合力,促进大湾区法治文化的发展。     

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立法的协同

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性的增强、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常态化、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制度背景共同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立法协同的动因。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逐步推进环境立法协同,但仍存在立法协同体系尚未形成、工作机构有待完善、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当通过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立法协同工作机制、成立环境立法协同工作小组、完善环境立法协同保障机制等路径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立法的纵向与横向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视野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其实质就是实现港澳与内地的融合发展,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文章研究了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视野下统一战线研究的战略意义,粤港澳大湾区统一战线战略任务、工作范围和对象以及工作方针等基本理论问题,提出推动大湾区统一战线的实践发展的具体思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推进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推动的重大国家策略,也是广东省开启新征程的重大战略机遇。回望大湾区近五年来的发展历程,大湾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粤港澳三地创新资源加速整合,开放共享程度持续提高,大湾区全球科研创新中心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当前,广东省要从科技创新、产业产能创新和制度创新三方面着手,加快推动粤港澳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法律建设及实现路径

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引领我国科技创新,亟需推动湾区科技创新法律的发展。本文通过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的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以多地区联合立法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加强科技创新立法的博弈空间及法系、关税、权限、服务等根本性瓶颈问题。研究认为,“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差异性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独特优势,而要使优势被充分利用,湾区内各城市必须合力加强科创法律建设：一是科技创新活动由政策主导转为法律主导;二是中央针对湾区科技创新领域进行放权;三是创新多地区联合立法的组织机构;四是创新知识产权交叉跨境诉讼解决机制;五是为湾区税收合作新平台建立法律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路径探索

2019年中央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与港澳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尤其在经贸合作领域,香港和广东的关系犹如“前店后厂”。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实践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一次重大探索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其特殊地位,粤港澳三地三种不同的关税区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法律,应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探索三地的深度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趋势:基于大湾区九市的新陈代谢模型预测

以灰色GM(1,1)模型为基础,构建新陈代谢GM(1,1)模型,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两个方面,预测粤港澳大湾区9市2017—2021年经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最具发展潜力的湾区,三地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的合作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平台优势的关键;(2)未来5年大湾区各项经济发展指标整体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从各城市指标看,金融指标增长明显,尤以深圳发展势头最为强劲;(3)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业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     

创业孵化器对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的作用研究 ——基于NVivo的文本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区域,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青年群体.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内各类创业孵化器成为新时代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培育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引擎.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内2010年至2020年之间成立的44家创业孵化器的相关文本进行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大湾区创业孵化器主要存在资源、团队和服务等三方面的运营优势,并向服务形式多样化、国际化、产学研一体化方向发展迈进,对大湾区创新创业人才的自我发展和创业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效应.     

新型政商关系的价值意蕴及路径考察——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新型政商关系是一种复合结构的社会关系,其构建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通过本体论研究综合分析,深入剖析大湾区新型政商关系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客观分析面临的瓶颈问题,做好整体规划,高规格地进行统一部署和安排,从共性到个性,阐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新型政商关系构建的耦合与提升,提出实践路径的整合与重构。     

高等教育集群何以促进人才高地建设——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

高等教育集群促进人才高地建设是当前我国提升区域综合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导向和现实需求。高等教育集群主要通过人才培育和人才吸引实现高地人才聚集及其结构优化。比较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以政府为主导,高等教育集群吸引人才的质量和与产业集群的互动相较旧金山湾区存在差距。从“育”和“引”两条主线出发,寻求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推动人才高地建设的现实路径,即优化高等教育集群体系、提升人才高地育才水平,通过制度型开放增强人才高地聚才吸引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人才、科技、产业互融。     

“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机制的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提供机遇与动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相关机制对于推动合作走向纵深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夯实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警务合作,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内容以及拓展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形式与范围。机制构建应考虑的主要方向包括:创设包含大湾区警察培训机构和警察学历教育机构共同参与的沟通机制;建立师资、图书、课程等资源效用最大化的共享机制;完善与现有警务合作同步的培训互动机制;探索大湾区内警察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机制探索：基于国际三大湾区的比较研究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实施,如何实现有效的跨域治理是大湾区深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国际三大湾区即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纽约湾区跨域治理经验的分析与比较,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域治理提供借鉴与参考。东京湾区跨域治理的特点在于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首都圈整备,旧金山湾区跨域治理的特点在于多组织协同下的网络治理,纽约湾区跨域治理的特点在于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区域规划。对标国际三大湾区跨域治理经验的特质与共性,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从空间格局、区域规划以及组织体制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湾区的跨域治理机制。     

全面管治权是撬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阿基米德支点”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在新时代一国两制框架下全面推进内地同港澳互利合作的伟大创举,全面管治权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全面管治权是大湾区建设的法治基石。大湾区建设是把维护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和保障港澳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的国家战略。其次,全面管治权是大湾区建设的法治动力。大湾区建设需要中央的全方位支持方能打破三地制度隔阂,促进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形成统一市场。最后,全面管治权是大湾区建设的法治归宿。大湾区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分离式宪制秩序向融合式宪制秩序的转变。唯有合作各方尊重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方能实现大湾区的深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