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增长的特点与基本模式

中国司法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被动性、无计划性和不同步性的增长特点。政治对司 法的控制模式决定了后者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党组中心下权力的双轨制增长与司法权力 的“翻译”式增长。这种增长的实质是国家治理的范式转移与路径转向所带来的话语转换。传统 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央-地方利益分化情境之下的失范, 促使国家更为倚重规范性的司法话语, 这种 倚重直接体现为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强化控制, 而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与逐渐畸变为地方控制模式的 传统国家控制模式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 恰恰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 为中国司法的进一步增长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     

全球治理:模式比较与现实选择

全球治理理论是应对全球化思潮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理论,其中,对各种行为主体在全球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行为模式的分析,成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实现的可能性及有效性的关键。文章认为,在全球治理中,各种行为体依据自身不同特性,以不同的治理模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国家中心治理、有限领域治理、网络治理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而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是各种行为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最具有效性的治理模式。     

从规则治理到关系治理——三十年来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的特殊年份。回顾中亚地区的治理历程可发现,该地区的治理模式大体经历了规则治理为主到关系治理为主的演进。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优先任务在于学习并接受国际规范与规则,提升自身的国际生存能力,而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中亚国家间的互动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这种态势,导致中亚地区治理具有浓郁的规范治理的特征。而“9·11”事件后,尤其是当2003～2005年间“颜色革命”波及后苏联空间时,中亚国家意识到处理好与域外大国的关系极为重要,因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政权生存,由此导致各国将实现对各种关系的大致平衡视为国家优先任务,这使中亚地区治理的关系治理特征凸显。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反映了参与中亚地区治理的行为体逐渐增多、地区治理议题日益繁杂、治理主体间关系日益复杂等现实。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有多重影响,如中亚国家自主性得到显著提高,地区治理成效好坏参半,各国寻求关系平衡增大了大国主导中亚事务的难度,使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后自由主义的地区秩序类型。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北极治理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探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北极争夺加剧,从而凸显北极治理的重要性。但是,受到北极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国际法在北极适用的模糊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北极治理不但存在制度"碎片化"导致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也面临北极争端加剧的现实挑战。在此形势下,新的北极治理模式应当走协同治理的路径,即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促进制度间有效互动、发挥北极理事会的协同平台作用和培育共同体价值共识,来实现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共赢。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述评

本文对有关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的研究进行了述评。既有研究议题包括G20的治理表现、G20的非正式性、G20的合法性、G20的有效性以及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本文对其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G20议程设置机理、G20政治共识的形成条件、G20成员如何履行承诺、G20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四个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议程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地区治理

地区治理是伴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一种地区内的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 ,是地区一体化组织稳定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地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 :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制度和机制、治理的对象以及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治理绩效 ;地区治理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功能主要是规范、协调和化解矛盾与冲突 ;现时代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可能为地区治理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太空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太空治理议题涉及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太空安全以及太空安全化四大问题。太空问题的逐渐增多使得太空治理日益迫切,而太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具体规范相对不足、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等原因,造成现有太空制度陷入治理困境。新的太空制度构建需考虑太空领域的权力结构、博弈类型、议题差异等因素。分层治理模式比较契合未来太空治理,即在太空安全、安全化等议题上以大国协调为主,在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等议题上,由大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并调动中小国家积极参与。中国是太空大国,也是太空治理的重要角色,应积极参与太空治理,推动太空制度改革,促进太空和平利用。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念是:印度应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保持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自主性;全球治理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南亚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地区。秉持这些理念,印度参与了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并做出一定贡献。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仍面临目标与能力之间存在落差、话语权较弱、全球治理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周边国家疑惧等挑战,这些挑战限制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区域治理视角下的欧债危机：结构、进程和影响

欧债危机的缘起、治理和影响是全球舞台上备受关注的政治经济议题之一。从其特征来看，欧债危机是一种复合型危机，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交织在一起，并掺杂着政治与社会危机。从其内涵来看，欧债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议题，不仅关系到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还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凝聚力。从治理结构来看，欧盟通过政府间结构和超国家结构的调整，保证欧盟治理的韧性和有效性。从治理进程来看，欧盟通过危机管理和深化改革措施解决欧债危机乃至多重危机叠加的问题。从其影响来看，欧债危机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思考欧洲一体化及区域治理的特别场域，进一步审视了货币一体化但尚未财政一体化的区域经济货币联盟的治理结构和进程。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区乃至欧盟制度的缺陷和脆弱性，为欧盟内部调整提供了改革机遇。欧债危机治理丰富了债务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相关研究。     

韩国企业集团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分析及启迪

韩国具有垄断资本特征的、依仗政府的扶植政策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企业集团的产生及成长过程决定着其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家族控制与家族经营、过度依赖政府、资本结构中负债率过高等。在企业集团治理机制方面,企业控制权通常掌握在某一个仅持有少量股份的家族所有者———管理者手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控制使得银行总是在扮演着“提款机”的角色。探讨韩国企业集团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对我国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     

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展、挑战与努力方向

进入新时代，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作出了诸多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成功转化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顺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需求，以强大的决胜力、感召力，强化内外政策的联动、汇集各方伙伴、凝聚各方力量。但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还面临着现行治理体系主导国的牵制、日益严峻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兴领域治理难以达成共识等现实挑战。未来，中国需要在准确把脉全球经济治理的特点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环境与新变化，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要求，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与治理能力建设

司法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过程。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改革对民主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创建司法委员会、改革法官任期和任免程序、设立宪法法院、增加司法机构预算等都是为了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争端解决替代机制的发展、设立新的法院和派出法庭等措施增加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实现正义的途径;改革刑事司法程序和法律一体化既可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吸引外资。这些措施都是建立健全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对国家治理体系适应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的经济形势和改善投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从全球治理视角解读互联网治理“多利益相关方”框架

基于全球治理的视角,“多利益相关方”契合了互联网治理的特征和趋势,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大势所趋.“多利益相关方”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治理路径和方法.在实践中,根据议题的不同,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各利益相关方依据其行为体特性,发挥不同的作用;“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形式,与现有的“多利益相关方”实践并不存在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补充.我们应理性和客观地看待“多利益相关方”,避免将其简单归类于美国模式,既看到它在普遍意义上积极的一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在实践中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甚至是看似对立的模式,遵循国家利益做出灵活应对.     

拉美国家的经济治理刍议

拉美国家经常爆发金融危机,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差,而且其经济业绩不及东亚。这些缺陷可归咎于多方面的原因,而经济治理的不力或无效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拉美国家的经济治理之所以收效甚微,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才能欠佳,政府的政策缺乏必要的连贯性,腐败现象司空见惯,"资源诅咒"削弱了强化经济治理的动力,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和经济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计划性差导致政府的决策出现短视行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分散了政府治理经济的精力和注意力。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CSSCI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