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

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在考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时,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出发点。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核心,其外部环境最具挑战性。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虽然面临许多挑战,某些领域的安全形势相对复杂、严峻,但总体可控,维护安全并未超越发展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     

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自2017年第一个深度伪造的作品出现,深度伪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有心者制作各种深度伪造作品的门槛大大降低,导致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深度伪造作品。深度伪造技术既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也有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的负面作用。它不仅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国际社会本就存在的“信任赤字”更为恶化,而且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等领域制造了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团伙利用深度伪造对中国企业和民众进行诈骗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频频利用深度伪造的作品,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更是利用深度伪造争取中国的民意,造成部分民众认知的错乱;等等。要治理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就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架构下完善针对深度伪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安全治理,也需要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的首要外部区域。十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领域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谋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统筹安全与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尊重差异与各有侧重、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中国在周边地区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安全互信不足、泛安全化、系统效应受限等局限,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     

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资源——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

本文立足于<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对先秦诸子在王霸之辨、交邻之道、自然状态及社会国家起源说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同时,对诸子书之外的先秦典籍如<春秋左传>、<战国策>、<大学>、<大戴礼记·朝事>等也做了新的解析与再认识.最后,本文对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现代化的前景及如何构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提出了展望和建议.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之调整

中国是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这样的地缘因素要求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既要重视陆权又要重视海权。但近代以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却一直是以重视陆权的"塞防"为主。步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进行了大的调整:先是注重"塞防"的安全战略,后是"塞防"与"海防"并重的安全战略,最后到了侧重"海防"的安全战略。这种安全战略的调整,尤其是其越来越强调台湾岛在安全战略中的独特性这一特点,与近代中国遭遇日益严重的海疆危机密切相关。     

经济安全与和平发展——日本的安全观与发展观评析

经济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基础与核心，在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近现代的日本曾因崇尚军国主义，将军事安全视为国家政治安全而穷兵黩武，几近亡国灭种；战后则因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奇迹而重拾民族自尊。冷战后，日本似乎无意抓住经济立国和政治独立发展的机遏。在安全意识上故态复萌，欲通过强军而成为政治大国。因此，能否尽快奠定理性的安全观与发展观成为日本国家命运的重要选择。     

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的三重困境

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通过重新挖掘传统,可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便建立起融入了中国经验的国际理论体系。从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的现状来看,尚存在着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不同语境所导致的研究困境。这些研究困境主要表现在双方在问题意识、逻辑结构、概念内涵、思想分析方法等层面应该如何对接。目前学界以今溯古、以西套中的诠释方式,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思想某种程度的误读,如将今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国家间"关系等同于先秦以西周为代表的贵族血缘氏族集团之下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将"天下"理解为"国际",将当今的民族国家等同于西周分封制下的"国家"。因而如何发掘传统资源以为今日所用,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风险管理--从金融风暴到"9.11"事件

本文旨在探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与美国"9.11"事件的发生,使得传统意义的敌人已经变成不可预测,此时国家安全也就面临着一种不可预期的危险-风险.如何对这种不可测的风险加以管理,确实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欧洲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欧洲过去是现在仍是美国的战略重心。有的则认为随着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美国的战略重心已转移到亚洲了。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但又不全面。二战后欧洲一分为二，欧洲成为冷战     

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谋求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

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正在成为两大相互影响的核心因素,不同时期国家的安全利益会随着安全威胁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追求与塑造则有助于确立良好的国家整体形象,在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中谋求中国国家安全是对国家发展新型模式和道路的重要探索。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

作为经典国际安全理论的安全困境理论无法充分说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国家安全状态。无论从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亦或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都难以找到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东北亚各国间的安全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安全困境并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结构和流动性安全要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安全战略的不同与其在国家安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对流动性安全要素的控制能力密切相关。这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东北亚国家间安全关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路径。     

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对比分析

当代中国和剧变以后的中东欧国家同为转型国家,在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背倚着共同的出发点,即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但是二者在政治发展的启动背景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摆脱传统政治模式的方式,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和目标模式设定上截然不同,因此两种政治发展的实践效果差异也比较大,分别构成当今世界转型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治发展的不同图景。     

论“空海一体战”与中国国家安全

“空海一体战”作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重要角力点与支撑要素,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对亚太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为此,有必要对其理论渊源、发展目标、策略行动进行剖析与解构,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构建良好安全环境提供战略与智力支持。’     

结构型战略能力与中国国家安全

从国家与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关系的角度,可以将国家战略能力区分为要素型战略能力和结构型战略能力两种类型.国家的结构型战略能力主要由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态势所决定.维护新世纪的国家安全,中国不仅需要大力增强自身在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要素型战略能力,也需要注重国际体系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