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

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共生型网络:跨域合作治理的新框架——基于亚洲区域合作视角

21世纪"复杂性社会"带来的挑战及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潮流已经引发了区域民族国家之间尤其是存在地缘政治和同源文化关联的跨域行政主体之间普遍化的区域效应和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对于国际依赖与交往超过任何时代的新亚洲各国而言,其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而且愈来愈依赖于它与周遭国际区域环境的互动关联。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政府联盟态势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为亚洲区域公共治理架构起趋近成熟的合作格局,合作格局的深化对跨域各主体合作理念的选择和实践模式建构提出了现实要求。基于共生型网络框架同跨域公共行政主体间具有关联一致性的逻辑前提,将生物学种群生物进化的共生理论与公共管理的网络化治理相结合,通过解释亚洲区域公共行政联合体共生网络内涵特征及目标属性,阐释区域公共行政联合体与共生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机制和相互作用,分析共生型网络合作模式的构建思路,进而提出以"共生型网络"为核心概念的亚洲区域治理的新理论框架和新机制。     

区域合作秩序建构的条件分析——历史维度的经验考察

区域合作秩序建构的条件分析实际上就是考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定区域内的国家能够实现稳定合作。实践证明:在一定区域内,相关国家通过对合作议题的确认,通过对相对均势结构的设计,通过对国家间共识和相互信任的培养,通过对合作利益总量的增加和利益分配相对均衡的把握,围绕一定合作议题、具有公共属性的秩序规则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东南亚项目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北大核心

东南亚国家是亚投行的积极响应者和支持者,也是该机构主要的投资对象。亚投行在东南亚的项目投资情况需要获得更高的学术关注度和更深入的研究,其演进历程及成因需要重点分析。总体来看,亚投行对东南亚的项目投资虽然在数量上不是特别突出,但项目的部门分布等特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2016—2022年间,亚投行对东南亚项目投资的特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年度批准项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二是国别分布不均且在印尼投资数量最多,三是项目所属部门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经历了由“以基建融资为主”到“重视危机援助”的演变。国际制度竞争研究中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疫情暴发前,基于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错位竞争”的逻辑,亚投行对东南亚的项目投资高度集中在基建领域;疫情暴发后,考虑到亚投行在东南亚基建项目遇到的问题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于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亚投行因势利导,对该地区的项目投资暂时转向危机援助。上述转变展现了亚投行的制度韧性和灵活性。     

亚洲新安全观及其秩序意涵:规范的视角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权力内涵与安全内涵均发生重大的变化,建立在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基础上的旧的安全观已经不适应亚洲形势的发展.倡导新型安全观已经成为亚洲的客观需求和历史必然.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既是安全观念上的一次创新,也是安全规范和安全秩序领域的重大变革.亚洲安全观的倡导和实践将引导亚洲安全秩序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转变以及从权力型向创制型的转变.     

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制建构与协调

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来,中日两国在逐步形成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也维持和发展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成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日双边关系机制的建构与维护。在近年来中日两国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日关系机制建构的基础得到丰富和巩固,原则与路径也进一步明确和优化。在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方向选择之际,重新审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制这一重要课题,对探索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美国“重返亚洲”与亚洲秩序的巨变

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名义上是为了威慑中国对亚洲既有秩序可能产生的威胁维持亚洲秩序的稳定。但重返亚洲带来的结果却正好相反,亚洲秩序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了失序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说,亚洲各国急速崛起的民族主义和重返亚洲不无关联。     

重新构建世界经济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意义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各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也在迅速上升，由此引发的东亚及东北亚各国出口与进口的不平衡问题日趋严重，主要体现在各国日益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上。为应对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应努力寻求构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根据国际合作整合东北亚经济发展条件，重新定位地区主义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重新认识超越国家的地域间合作的意义以及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以国境周边地区为重点，加强东北亚的区域合作。     

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与中日韩之间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10+3"东亚领导人会议机制的建立,使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建设得到了积极推动。然而迄今为止,涵盖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亚合作模式只能在基本遵循东盟方式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与创新,即坚持"10+3"机制这个主渠道与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东盟原则,同时发挥中日韩等大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协调好与东亚共同体关系密切的区域外政治经济大国的关系,保持东亚共同体的开放性。这应是实现东亚整体崛起与提升东亚国际地位的基本路径。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卫生治理

为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功能失调、维持组织活力,二十国集团积极介入全球卫生治理,并成为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新生力量。利用自身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机制优势,二十国集团在议程设置、多边融资机制建设以及影响相关多边机制等方面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但也面临着成员国间卫生优先事项存在差异、缺乏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等挑战。营造有利于全球疫情防控的政治环境、推动自身卫生治理机制化以及强化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将是二十国集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方向。     

中非卫生安全合作60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卫生问题安全化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各类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为突出表现的卫生安全挑战,在非洲具有多样性、动态性、跨界性与复合性的特点。卫生安全问题损害了民众健康,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削弱了非洲国家提供卫生公共产品的能力,反过来又引发新的卫生安全挑战。从1963年派遣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开始,中非卫生安全合作历经60年发展历程。其中,“非典”疫情显著提高了中国对卫生问题安全化的关注,并将其融入对非合作中;埃博拉疫情则是中非携手应对卫生安全挑战的一场“大考”;中非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了“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非卫生安全合作立足平等、秉持协商、致力发展,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指导,会议机制、项目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聚焦非洲亟需、中方力所能及的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非卫生安全合作模式。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为保障非洲民众安全、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化解非洲卫生安全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拉美区域合作与中拉合作的战略选择

拉美和加勒比区域合作呈现对内"分散交叉"和对外"开放"的特点,凸显了地区一体化在理想和现实上的巨大鸿沟,成为该地区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的一种常态。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对地区政策看法不同、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国的地区定位和个体差异等原因,拉美区域合作存在缺乏共同发展目标、内部分歧难以调和、各组织间对接难度大等矛盾。根据目前中拉友好合作关系深化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政府应充分考虑到拉美地区的独特性和多层次性,对不同区域组织采取差异化的合作方式,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双管齐下,积极参与拉美区域合作,创建良好高效的中拉多边合作机制,增进全方位合作。     

亚洲的安全与中国的责任

正谈到亚洲,最受瞩目的是亚洲的经济活力,亚洲几乎成为"经济奇迹"的代名词。同时,也有舆论认为亚洲国家经济联系紧密,但政治关系冷淡,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增多。如何看待亚洲的安全形势?亚洲究竟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毋庸置疑,冷战后的亚洲基本保持了和平和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这为亚洲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聚精会神搞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带动了地区国家间关系大幅改善。当前,亚洲区域合作方兴未艾,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等重要领域合作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经济一体化持续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动因、困境与路径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参与全球治理问题凸显,成为该组织发展的新方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暴露出了现阶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存在的诸多缺陷,该领域的合作亟须新的理念与思路。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上合组织的公共卫生治理合作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助于上合组织应对区域公共卫生挑战,塑造自身的国际形象,为公共卫生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同时,上合组织自身的制度缺陷、公共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以及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不足,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挑战。有鉴于此,上合组织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过程中,要强调议程设置,完善自身的机制建设,加强同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作,将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艰难。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割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容性不足、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泛滥、核心大国责任缺失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效力不足等问题。依据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与约束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治理原则准则、治理主体、治理效率和治理目标,建构层面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同时,寻求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协调、加强政治信任与政治包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发挥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具体策略包括积极协调和处理同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关系、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基础的作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推进对数字化金融的治理等。     

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北大核心

新冠疫情引发世界新变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缠绕,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地缘格局、全球治理、发展模式莫不遭受重大冲击。尽管疫情还在发展过程中,许多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几个重大趋势已然十分明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艰难。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割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容性不足、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泛滥、核心大国责任缺失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效力不足等问题。依据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与约束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治理原则准则、治理主体、治理效率和治理目标,建构层面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同时,寻求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协调、加强政治信任与政治包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发挥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具体策略包括积极协调和处理同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关系、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基础的作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推进对数字化金融的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