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与中国治道变革

本文首先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治道变革所主要涉及的两大最新理论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治道变革的必然性和驱动力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治道变革的路径选择和治理及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省级政府的自主性与治理改革——以浙江省自主性变革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我国以"发展与稳定"为目标导向的治理改革中,整体性的改革往往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而让省一级的中层政府先行,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来推动治理改革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特殊经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制度框架下,省级政府发挥自主性的基础是中央的纵向授权,其动力在于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和中央分殊化的责任目标。受历史传统、效用目标和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在不同省份、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个性化的差异,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地方治理模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     

论区域公共资源管理的政府多元治理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推进,对政府公共资源管理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当前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过多地将政府看做与社会、市场平行的独立整体,较少探讨政府的内部科层结构和利益矛盾所带来的影响。政府多元治理模式试图从现有的管理体制中汲取营养,将区域地方政府看做多个利益主体的结合,由中央政府为其横向合作搭建平台,在保证中央政府权威对地方政府的有效规制而不伤害地方政府自主合作积极性的情况下,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勾勒框架,提供启示。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改革

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研究与深刻反思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对政府改革进行全新的审视,并拓展对于政府改革的认识,其独特视角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整合与创新: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

大数据时代为政府治理变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背景,政府治理变革将朝着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内容预防化、治理载体自动化等方面发展。但是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也会遭遇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海量数据的困扰、数据的盲目依赖、大数据人力匮乏、路径依赖和数据无法体现的价值观等挑战。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要,在趋利避害中推进治理变革,政府应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实现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数据治理的转变,用数据说话,理解数据、应用数据、相信数据,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必然选择。     

从官僚制到整体性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兼论基于网络治理的矫正路径

官僚制中的政府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消极责任,而替代官僚制的整体性治理由于治理边界的模糊必定导致政府责任的模糊。要使政府负担起积极责任,则需要从网络治理入手,从根本上再造政府组织模式。     

治理转型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拓展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用治理理论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一方面为地方治理的初步转型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也要求我们致力于治理的转型。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以市场化改革为抓手,不断实现新的突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市场化改革也成为政府改革的航向标。然而,由于政府在行政规制、政府审批、社会资源控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导致政府效能持续低下。政府迫切需要由无限放大的管理型政府转为创新、法治、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如何实现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协同治理则是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关键。     

浅议电子政府与行政管理变革

电子政府的建立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它不仅意味着要通过网络处理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一部分公共管理事务,更意味着政府行政管理要进一步地公开和透明。在加入WTO后,实行电子政务,建立电子政府,有利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反思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型政府,是对传统政府的革新。目前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起源在学界仍有争议,争议的实际意义不大。科学没有国界,吸收借鉴中外优秀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内涵,才是题中应有之意。     

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与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开启了超越新公共管理的“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借助迷思、结构和价值视角,以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2008年、2013年和2018年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为例,本文试图探究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联系与区别,助推中国特色机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研究表明,在迷思层面,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新理念,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在结构层面,服务型政府建设积极推进具有后新公共管理结构性特征的大部制改革,但也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内容,如党的领导和领导小组。在价值层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导向是为人民服务,超越了新公共管理的为顾客服务;而且,服务型政府建设通向一种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区别于后新公共管理的创造公共价值。总体来看,在党的领导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走的是超越新公共管理的中国道路,人民的需要与诉求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驱动力量。     

对西方政府治理新模式的思考及启示

2 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西方政府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治道变革。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问题。这场影响深远的治道变革 ,引发了“中国官僚制变革 ,治理新模式同中国适应性”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同时对中国的行政改革 ,建立新型治理模式有着深刻的启示     

国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及启示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治理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推动下,西方国家推行政府治理范式的改革,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实施大部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多元化等举措来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建设服务型政府：理论检索与改革路向探析——基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比较分析的视角

新公共管理直接催生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治理改革新方向，但其理论本身的内在缺陷及改革指向的低层次性，使其无力担负起服务型政府理论支撑的重任。而新公共服务在相当程度上可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进行有效对接，其对“管理主义”组织与技术层面改革框架的突破，从民主治理的政治架构维度推进政府改革的新思维，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前行的正确方向。     

大力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变革之道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总体格局,为我们推进公共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实践这一变革的重要途径,它对于推进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水平,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促进公民社会形成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在推进这一工作中,首先应该注意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使之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其次应该紧密结合现实需要,一方面大力开发公益性项目以解决就业难题,另一方面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以完善社会治理结构.     

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

大学与政府组织属性和大学系统发展变化的实际,决定着调整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核心是集权与分权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调整大学与政府关系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大学治理是将公共管理理论引入高等教育系统、创新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新方法,为大学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公共管理目标、加强系统内部组织性和自主性提供了新视角。     

政府改革与政府创新——关于政府创新的内涵、动力及路径分析

政府创新的内涵包括观念、理论、体制、人员和操作等五个层面的创新。政府创新是通过政府官员的改革行为得以实现的,因而其直接动力就是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然而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实践。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政府创新的推进可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创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执政方式来实现。     

西方最新政府改革理论对我国公共部门改革的启示

近几十年来 ,国际行政学界出现了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为主流的改革理论。它们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思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并且在西方一些国家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在公共部门改革中开阔思路、拓展眼界、具体操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帮助。     

电子政务及其对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

电子政务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新型政府管理方式。电子政务可以有效消除传统政府管理的弊端,其内容主要包括:政府间的电子政务、政府对企业的电子政务、政府对公民的电子政务等。     

新公共管理、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范式比较

新公共管理、无缝隙政府以及整体性治理是20世纪末兴起的三大公共治理范式,三种范式既批判又互补,是公共管理范式上的否定、补充和升华,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多元化思路。三者在组织结构上的观点呈现出从集权—分权—集权的权力回归和整体—分散—整体的形式回归,在技术手段和政策主张上的差异掩盖不了三者目标的相通性。三种公共管理范式都旨在向公众和社会提供更好、更有效、更完善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选择最合意的方式取得善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