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后对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重塑

大跃进期间,工人工资制度渐趋失序,按劳分配原则与计件工资制度被批判,随之出现工人工资水平与劳动积极性双重下降的困局。为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与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对大跃进纠偏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开始重塑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一方面通过对工人工资进行升级,提高工资水平,加强工人对八级工资制度的认可;同时借助计件工资制的回归与奖励制度的重建,对工人进行正向激励。1959—1963年对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重塑,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对于保障工人生活水平、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与保障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外学者“大跃进”发动原因研究综述

对"大跃进"发动原因的研究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热点问题.国外学者依据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对"大跃进"发动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归纳起来有一五计划起因论、不断革命起因论、派系政治起因论等等.     

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

庐山会议前夕,"大跃进"以来一直首当其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接连在国家机关和军队有关大单位发表讲话,以自己"大跃进"以来的痛切感受,批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出路.这些讲话,反映了当时党内在"大跃进"问题上的一种比较清醒的思想和认识,其深刻性在党的中央领导层中是少见的.     

“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在河南泛滥的历史教训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大挫折,它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借鉴经验.河南"大跃进"是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典型,在"大跃进"中名躁一时.本文结合河南"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从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了"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在河南泛滥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原则.     

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堪称是党内调查研究最执著的倡导者和力行者,调查研究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民主革命的胜利与他这一正确路线紧密相关.在"大跃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进行新政策的构思前,也实行建国前一样的到基层调研的方式,以图"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大多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而且往往是带着他自己的意见或结论.这样.在基层调研中耳闻目睹的似乎都是热火朝天、粮棉高产、形势大好,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和汇报,很难得到精确的第一手材料和真实的基层情况.用这些信息丰富的错误材料,来判断形势、做出决策,必然导致了严重后果的产生.正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在灾害全面爆发后的1961年初,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恢复优良传统作风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而大大促进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调整.     

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

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另一种形式,对社会各领域的变动、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得失与成败,不能只注重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还应当特别注意社会心理作用这个重要因素.要全面认识和思考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心理状态.     

克雷库"社会主义"初探

克雷库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缘由有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建诉求,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的有力推动等。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和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以及执政期间所奉行的政策严重脱离贝宁国情,是克雷库“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它启示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力,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发展为够格的社会主义。     

论"大跃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力扩张至乡村社会中,彻底破坏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权威,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旧体制的衰落和解体,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重铸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它所体现的中国人民那种改天换地、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三个代表"与"两个怎样建设"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肩负的双重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关键是要始终坚持和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断提高"两个建设"的能力.     

关于"十一五"期间建立健全重庆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上)

"十一五"期间"是重庆巩固和发展过去2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基本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制约和影响,把基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到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是集中力量解决、消除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无法解决的一些深层次体制障碍,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经济发展、科技革命以及对外开放的变化进行体制创新的关键时期.因此,要在"十一五"期间,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市思想,以重庆现实为依据,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以建设性、规范性、协调性、系统性、创新性为出发点,充分借鉴和吸纳成功经验和前期研究成果,从国企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体系改革、人才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等七个方面进一步完善重庆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论坚持“三个代表”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关系

坚持"三个代表"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直接体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求的积极回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从另一个视角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高度概括;"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应有之义,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拓展.     

"四个坚定不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认真学习胡锦涛的这一重要论述,对于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价值在于它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给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正确指导;在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基础上所作出的新理论结论对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揭示了21世纪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问题;指出了21世纪多模式社会主义新的共同本质规定性;揭示了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与总结

"大跃进"期间,尽管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走了一些弯路,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执著探求。面对挫折,他深刻反思,从"大跃进"的高指标中总结出经济建设必须搞综合平衡、从人民公社基本经济核算单位的变化中总结出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法则、在1960年纠正"五风"的过程中总结出调查研究不能走马看花等。这些探索,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旨是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搞好党的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新世纪社会主义将会出现如下趋势与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会在更高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社会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主要不是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主要表现在"点"的繁荣和"质"的提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与科技革命相结合;社会主义与世界潮流相结合.     

论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

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是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更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难点问题."一把手"是一个权势强大的群体.这些群体既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群众利益的体现者和协调者."一把手"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是巨大的、显赫的.他们对社会的人、财、物进行全面的领导、管理、协调和分配.一旦"一把手"用人、决策失误,或者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将给所在领域、地区、部门和单位造成巨大破坏,最终将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对"一把手"进行有效监督非常必要.     

从“视觉扭曲”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

“视觉扭曲”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现实社会生活中,荣辱颠倒现象犹如戴着“棱镜眼罩”看到的世界,正严重地影响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荣辱观是主体内在的道德信念,是主体自觉地践行道德规范的心理机制和内驱力。当正确的荣辱观成为了人们的普遍共识和信念时,社会的道德风尚、文明水平也就由此得到提升。社会主义荣辱新风尚的形成应重点做好社会舆论、党的领导干部、青少年、社会机制四个方面的工作。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不可能很好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则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为此,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三个代表"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想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党则必须坚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必须建设先进的文化,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