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所及:法治内涵的追问——与尚九玉、尚九宾博士磋商

法治是现代社会普遍的追求,但法律是否万能,如何理解法治的内涵、法治与道德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等等,仍是需要探讨和重新认识的范畴。借对尚九玉、尚九宾博士提出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导致法治状态下人治因素的存在,以及法治不排除人治的观点的磋商和分析,旨在为人们认识真实的法治提供一种现实和有意义的思维视角。     

法治之不及: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再反思--兼评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

法治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但由于依法治理的规则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所以在对规则的解读上和规则涉及不到的地方,执法者拥有自由裁量权就成为必然。法治理论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曾论及法治之不及的问题。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由于受特殊的历史和心理原因的影响,视角主要集中在对法治合理性的探讨上,而忽视了法治状态下人治因素的客观存在,进而忽视了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执法者实施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句格言语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所著《政治学》。与他的老师柏拉图认定人治是"第一等好"的社会调整手段不同,亚里士多德非常看重法治的作用。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从人性角度出发,主张构建美好和谐的社会。其政治学说的核心理念在于努力追求"中庸之道",政治学说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问题。孔子主张"人治",亚里士多德坚持"法治"。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政治哲学的道德化,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则是道德哲学的政治化。孔子的"中庸"观的"三个合一"包括"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都具有现代价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参考价值。     

深刻理解法治思维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的提出,是继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对法治的认识和法治自觉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对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法治思维不同于人治思维。人治思维就是贤人思维,就是把公共事务管理的良善与否寄托于个别贤人,遇贤则良,遇不贤则废,结果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摆脱不了历史"周期     

善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我党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可谓是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措施。一、化解社会矛盾时的法治思维指什么?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应当把握以下四点内容:1.提倡"法治思维"而不是"人治思维"。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思维",凸显了培养"法治思维"的现实紧迫性,也警示     

从人治与法治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之差异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人治是指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法治不仅强调了形式上的"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还强调了"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以及"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我国和西方在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传统伦理思想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在法律文化上对人治与法治观念的较大差异。对此,通过分析中西方人治与法治的差异进而对如何构建我国现代化法治进行探讨。     

法治与人治之新辨

法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治纠缠不清,以往学界更多地是关注法治与人治的对立。然而,沿着法治思想的演变轨迹,对法治思想作出新的审视,将发现法治与人治从未完全决裂,法治之中始终隐隐地包含着人治。     

论德治与法治的协同

从广义而言,所有的社会治理方式都是人治,因为离开了人就没有任何社会活动。狭义的人治是相对法治而言的,意味着统治的权威独立于法的权威。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不可分离。现代法治需要道德的滋养,从而实现"善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德并治,协同推进。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人治"、"礼治"、"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对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对未来的探索,应基于中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存续两千多年的"礼治",久经王朝更迭而不衰,其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和谐价值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治"与传统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权力的监督和制度设计之本土化亦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亚里士多德公民自治思想论要

亚里士多德公民自治思想是对当时古希腊诸多城邦政治实践的理论回应。其公民自治的含义就是具有公民身份的城邦公民"轮番为治"。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公民自治的主体是所有具有公民资格的公民;客体是城邦公共事务;实践平台是公民城邦共同体;实践方式是直接民主。而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的实现必然要面临以下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公民自治的前提条件是公民财富与实力;公民自治对公民能力与公民教育的要求;公民自治所需的制度框架与公民精神基础;如何平衡公民自治与法治的张力。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自治思想也遗留下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小国寡民导致"阶级立法"使得公民自治面临持续的冲击;人治与法治的张力;囿于城邦政治单一的公民自治结构;过分强调公民能力,而造成其与公民自治体制的张力。     

人治·法治·德治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那么，如何认识法治、德治、人治三者的关系呢?　　(一)人治与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作为人治的对立物提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首先实行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不仅提出了“天赋人权”等法制原则，而且建立了议会制、三权分立制、选举制、任期…     

古往今来的法治(三)——读《法治是什么》

<正>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影响?要消除这些影响需要是否还在对我们起着不艮的我们的法治进程?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不是人治,特别不是先秦儒家所说的人治,毛泽东说:"历代都行秦政法",谭嗣同,章太炎均是如此观点。中国两干多年来,维护庞大帝国运转的是先秦法家倡导的专制法治,或者说官僚法治、帝制法治。总结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对"法治"的追求,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以下线索。中国人对西方的"法治"产生兴趣并将之与传统中国"法治"观念对照,始于19世纪     

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启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法治学说。那么,历经漫长的世纪,是什么力量让法治最终在西方孕育和扎根,并使之影响到当代整个世界的法律观?答案就是对法律的信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这一论     

对法治的思考

法治和人治是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统治方式和政治体制中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人治时代占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是人治的历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统治方式，人治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治必将被法治取而代之。实现法治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不能因法律的质量问题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必须克服权大于法的观念；法律至上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相矛盾；法律至上也并不等于法律万能。     

从“刚性维稳”到“法治维稳”—论当代中国维稳模式的变革

当代中国基层维稳实践中的"刚性维稳"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为构建方式。这种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的短效性维稳模式极易陷入"维而不稳"的困境。要摆脱此困境,必须使维稳回归法治之路,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突出法治的民主基础和"权利本位"特征,奉行"法治维稳"的底线思维。     

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围绕法治主题已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制度建设在量上有了惊人积累的时候,制度权威缺失却构成了制约法治进展与水平的关键性问题。笔者认为: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的题中要义,它既是法治的核心构成,也是法治追求的重要目标。推进现代法治,既要重视制度构建与制度创新,更要注意发掘、培植与展现制度权威。法治的过程,实质上是法治与人治较量和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为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的较量和斗争。中国的法治能否从形式意义上的初级阶段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成熟阶段,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     

地方人大报刊文摘

依法治国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解决重"人治"轻"法治"的问题,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观念。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实行"人治"还是"法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依法治国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的。由"人治"过渡到"法治"要做大量的、具体的实际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强调"法治",反对"人治",并不是否定领导者个人的作用,而是要求领导者要依法尽职尽责,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法哲学视野中的法治文化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涵养与熏陶。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哲学思维的介入,需要从法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转变对传统人治模式的依赖,由人治走向法治,形成法治文化的理念共识;法治建设要在“脚踏实地、切实管用”的基础上超越工具使用层面,提升法治的精神信仰维度;在政治主体、学术主体、法治个体的共同作用下推动法治实践与法治理论的提升,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     

韩非子“无为而治”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

韩非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实质是要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严格的执法行动来确保政治的法治化,避免政治的人治行为。企业管理也可以分为以"人治"为主和以"法治"为主两种情况。"无为而治"思想对于提升现代企业管理水平,实现企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视"无为而治",依靠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不仅是企业的内部事务,也是国有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