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国法制史的回顾与展望

一新中国四十年外国法制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形成与发展受挫阶段(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未设外国法制史这门课程,也没有这一法学学科,教学涉及到外国法制史的只是几个比较具体的领域,如罗马法、日耳曼法等。当时也出版过几本概论性质的外国法制史作品,如穗积陈重的《法律进行论》、莫理斯的《法律     

外国法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及改革意见

<正> 一、我国外国法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开展,法学研究的深入,法制观念的更新,我国外国法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我国成立了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已拥有一批从事外国法教学和研究,懂得各种外语的专门人才,开设了外国法制史、外国民商法,当代各国法律制度概论、比较法总论、比较宪法、西方法哲学、罗马法等十几门课程;在各部门法课程中,也都有介绍外国法的内容;出版了几十种外国法     

比较法的基本问题

一、导言现在,比较法很时髦。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外国法的东西,我们到国外旅行,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比较法经常被欢呼为向外国学习、无须很大代价就能达到本国法之改革的一种便利途径。当然,比较法和向外国法律制度展示自己对任何法律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向自身环境之外挑战的开放心态,法律文化就会与内部发展失去联系,趋于变得僵化和贫乏。19世纪的中国就是这种见解的印证。德国法是比较法作用于一国法律文化的极好例证:德国法是日耳曼法,罗马法,北意大利法,法国法,荷兰法,英国法和美国法的混合物。法律主要是通过借鉴而发展:在德国法中的确难以发现到底什么是德国自己的。①所得税在英国发明（打败了拿破仑的税收）并在十九世纪初输入到德国。②德国股     

论日耳曼财产法的团体主义特征

我国法学界对日耳曼财产法的研究一直较少 ,而对其财产法所表现的团体主义的特征、成因及意义论述更少。本文涉此难题 ,并以“支配权”(Gewere)为考察对象 ,实属难得。文章指出日耳曼财产法中的团体主义在法律上主要表现为双重所有权 ,并以“支配权”为考察重心 ,由此导出与团体主义相关联的财产转让的地域性和形式主义。在此基础上 ,文章将日耳曼财产法与罗马法进行了比较 ,揭示了两者在财产观念和财产权利体系上的不同特点。文章认为导致日耳曼财产法团体主义的成因主要是日耳曼人的财产观念、社会经济形态和王权的作用 ,并对于王权在财产法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着重分析。本文资料观点纵然有深浅得失之虞 ,但自有其独特价值 ,信可从中得管中窥豹之趣。     

罗马私法的继受对中国当代法律史发展的启示

罗马法是一部对现代法学有重要意义的法典,它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经过中世纪与教会法和日耳曼法的融合和发展,罗马法成为现代私法的重要源头。从近代欧洲对罗马法的复兴和继受过程中可以看出罗马法强大的生命力,这对当代中国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提供某种借鉴意义。     

梅因历史法学方法论简述——以《古代法》为中心

一、引言 1861年是历史法学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萨维尼“平静而满怀希望地”死去。[1]在他去世之前，德国历史法学派就已经分裂为日耳曼学派与罗马学派，前者专注于对传统的日耳曼法的整理，后者则专注于从罗马法中建构一个抽象的法律体系。某种程度上，这一分裂其实也象征着德国历史法学理论的失败。     

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

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饶艾西方两大法系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资产阶级法在比较法学上的划分。对西方两大法系特点的研究，以达维所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的翻译、介绍为标志，中外学术界都曾形成过高潮，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也...     

比较法学的历史

波洛克(Sir Frederick Pollock,1845-1937)是19世纪著名的英国法学家。他曾就学于剑桥,亦曾在林肯律师会馆学习,获得律师资格。因之波洛克的学术视野,始终不曾局限于英国本土。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亦体现出纵横两方面的贯通感。波洛克之学术贡献,首推其与梅特兰合著之《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与一般的英国法制史多从1066年写起的谋篇方法不同,此书对罗马法有深入而广泛的论述。其内容还涉及蛮族与罗马法的关系、东罗马帝国时代的立法和教会法的产生,乃至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亦即对于英国法中的罗马法因素,二子皆高度重视之。此种体认,若无长时段大视野的贯通,颇难达致。波洛克的另外一篇论文《自然法史》,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写起,对自然法观念的发展及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作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对于研究自然法这一在西方法学史和法制史上影响深远的法学流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波洛克以史家之视野治法学,1883年入牛津接亨利·梅因的法理学教授席位。波洛克同时精通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德语,他是对当时法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少数几位法学家之一。波洛克学术活动的黄金时期,正是比较法学在英国逐渐获得发展的时期。1895年,英国成立了比较立法学会。1900年,英国派遣波洛克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比较法大会,他是这次会议上惟一的一名英美法系的代表。1903年,波洛克从牛津退职。这篇《比较法学的历史》是波洛克的退职演讲。但是我们不妨把它看做是波洛克治比较法学的心得所在。因此它既是一篇比较法学的简略总论,也是鼓励后来者在英国的比较法学界勇猛精进,大有所为的号令宣言。而不可避免地,它也是对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的致敬之词。波洛克首先揭示了在法学研究中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波洛克看来,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为用、密切联系的。恰如德国著名比较法学家K.茨威格特和H.科茨所强调的那样:"一切法律史的研究都表明是运用比较法方法的一种作业,……我们记得,现代比较法的奠基者们主要是重要的法律史家。如果缺乏历史感,甚至现代比较法学者都不能够理解外国的解决办法。"〔1〕波洛克所以在此篇演讲中特重梅因,而对著名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采取近乎严苛的"责备贤者"的态度,与波洛克对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关系的深刻体悟,有直接关系。隐然贯穿全篇的,是波洛克对比较法学发展的历史动力和理论基础的体察。波洛克意识到,法律的多样性是比较法存在的前提条件,并且无论怎样,为改进立法之故而研习国外之法律,始终是推动比较法发展的力量。但是,在波洛克看来,比较法学有其超乎功利主义目的之上的理论价值。比较法的思想基础,起初是自然法学,即探寻普世法的原则。波洛克以为,此种研究,意义不甚明显,乃至在其演讲中,一笔带过。波洛克真正命意所在,是他意识到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才是比较法学最佳的培养基。而反观欧洲大陆流行的理性主义法哲学,由于其倚重先验方法,势不能对比较法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先验的理性主义不退潮,比较法学必不能大张其道。在这一点上,大木雅夫的观察不可谓不深刻:"相对于比较法发展的这种不利情况,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英国看做比较法思想的先驱之地。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既有着独立的法律传统,又是经验主义的故乡。"〔2〕由此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比较法于18世纪后方能兴起,为什么比较法在英国获得了相当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英国选择了比较法,而是比较法选择了英国。在这一主线指导之下,波洛克把历史上那些对比较法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思想巨擘的名字一一列出,略述其学术要旨。也把那些对比较法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历史事件,一并提及。此篇之所以名之曰《比较法学的历史》,概出于此。如果希望从中找到比较法发展的编年史,读者必将失望。但是如果注意到作者所察觉到的这一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就不难理解,作者对历史资料,何以作如此大幅度的重新剪裁,甚至为突出主旨不惜令其支离破碎。尽管比较法学有所谓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之说,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若无一种整体的器识,治比较法学之境界,必非常有限。就比较法学而言,波洛克的可贵可重之处,即在于此。这篇演讲的风格,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诗性的。波洛克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和隐喻,高推比较法学在人类知识领域的位置,并号召后来者能由此出发,发扬光大之。学者与其从事的研究之间,必有一种近乎宗教使命似的感应交通,方可期其为大家。于此一广为流布之观点,余初持保留态度。译毕此文,于今信夫!     

日耳曼法对世界法制文明的影响

日耳曼法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基础。日耳曼法的属人主义是近现代国家在法律中主要或部分采用的原则。立法、司法上考虑团体的利益以及法人制度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日耳曼法团体本位性的影响。而日耳曼法的形式性,影响了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影响了意思表示和要式法律行为制度,也影响了陪审制度和诉讼中的证据形式。     

欧陆共同法时代的“诉”:意蕴的纷争与归一

在共同法时代,欧陆法制发展的主线即罗马法的继受和日耳曼法的大幅消亡。日耳曼法上的"诉"虽因败于罗马法上的"诉"而逐渐销声匿迹,但它仍对中世纪的司法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共同法时代对罗马法上的"诉"的不同解读在法学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都形成了对立局面。其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民法和民事司法制度中形成了诉权思维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中晚期。这一统治欧陆数百年的法律思维的形成无疑受到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它是中世纪法制发展水平的必然产物。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加以观察,中世纪诉权思维和诉权体系发挥着承载私法规范、维护私权利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巩固藉由罗马法继受而实现的欧陆社会生活秩序转型的成果。"诉"与诉权思维的确立集中反映出欧陆日耳曼民族在法制文明上的重大转型,具有多方面的法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