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的“一事一议”制度探讨——从村民参与的角度

自2000年以来,"一事一议"制度已经成为村级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的主要制度形式。经过10年来的实际运行,在一些农村,"一事一议"制度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从村民参与角度来分析,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一议"过高的组织成本,少数参与"一事一议"的村民利益受损,激励机制的缺失,村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等。走出"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境,要合理估计组织成本,规范权力结构,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构建合理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确保村民对"一事一议"的参与达到制度预期。     

农村公共财政建设与村级组织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初探

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是指财政如何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来说，关键是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投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因此，加快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既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财政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本文结合实际，以农村村级组织“一事一议”问题为例，就加快农村公共财政建设作出探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一事一议”制度安排

因国家和村庄集体组织的供给存在不足,村民自治组织便选择“一事一议”方式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农业税的取消更固化了农村这一制度外供给方式。选择这种方式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生产,虽有些无奈,但国家借助它,寻找到了国家建设农村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与地方财政矛盾。不过,村庄宗族集团利益的争夺、纵横交错的权利结构等制约着“一事一议”制度的效率和公正,我们必须采取适当路径完善农村配套改革,尽可能地不要屏蔽村庄少数人参与村庄事务,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并努力使"一事一议"有法可依。     

析“一事一议”的规则设计——基于博弈论视角

"一事一议"制度在农村实施以来,尤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具有"一次性博弈"的典型特征。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构成了长期合作博弈环境,农村公共产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实现合作供给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重新定位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改进"一事一议"规则,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论“出事”

中国人所谓“事”。一般指万物。事有巨细好坏，当然更多的是不大不小、好多于坏的寻常事儿。而关于一个人自身的“事”的说法，也大有意味。     

农村税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和征收管理办法还不尽合理 ,农民负担重、税费收取不规范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 ,必须积极推行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 ;继续坚持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 ,做到“三个确保” ;积极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 ;改革财政体制 ,完善乡镇机构改革 ;严格执行村内“一事一议”筹资投劳政策 ,加强涉农收费管理。     

秋瑾被杀的“蝴蝶效应”

在清朝最后的落日里,秋瑾被杀绝对是一个大事件。我所谓的“大”,是指这个事件激起的强烈反应出乎统治者的意料。     

关于村级"一事一议"制度的几点思考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一事一议”制度,在具体实施当中面临很多问题。只有提高干部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强化民主监督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坚持量力而行,做到规范操作,才能真正发挥“一事一议”制度的作用,建立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     

形成“四做”模式 提高“参”“议”水平

近年来．民革嘉兴市委会紧紧围绕中共嘉兴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把做好参政议政工作作为党派工作的重点、履行职能的关键．逐步探索形成了传统课题连续做、对口课题重点做、难点课题合作做、基层组织参与做的“四做”模式．有效整合了各方面的力量，提升了党派参政议政的水平。     

“智慧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上海“两张网”建设为例

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等,智慧政府应运而生。上海两张网建设通过价值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结构优化、流程再造、数据支撑、技术赋能等,打造出以人为本的上海样本。今后,应继续加强顶层设计,完成流程再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开放与共享,加强安全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和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     

基于话语理论下的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完善对策

话语理论倡导"一些人的对话",鼓励多元利益主体在"公共能量场"中展开平等而开放的对话.当前农村"一事一议"制度与话语理论的核心理念有着内在契合性,是基层民主决策的崭新模式.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在具体制度设计和操作中遭遇到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积极探求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促进"一事一议"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河南超编问责“一把手”

戴兴旺等6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说，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几个村的试点表明，“二次法”选举村委会是建立一种权力互相制衡的村民自治新机制，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所谓“二次法”选举村民委员会，即在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召开二次选民大会选举村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代表、村民会议召集人、推荐村党支部候选人、确定村民委员会人数；     

“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主的思考

七千人大会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党内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深刻地认识到党内民主不足是导致大跃进以来重大历史失误的体制根源,并在正确认识错误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并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升到决定党的执政命运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当然,七千人大会没有能够在制度的层面提出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思路和方法,这给当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留下了重要的启示。     

“青县模式”与“麻柳模式”:两个基层民主创新案例的比较——兼论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前景

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实践中,以“八步工作法”为核心内容的“麻柳模式”和以常设的村代会为主要特色的“青县模式”是两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创新案例.由于产生背景、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领导人意志等因素的不同,这两个基层民主治理模式也体现出明显差异,分别体现了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的特点,在制度设计、具体运作和制度绩效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这并不排除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点.从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角度来看,“麻柳模式”和“青县模式”都表现优异,并且体现出一些对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和共同启示.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不能局限于村委会的选举,必须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不断深化.     

解码“最后一公里”——基于“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适配逻辑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是指基层如何执行上级政策、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即行政与社会如何实现有效的“互动”。以往的研究关注了两种力量的磨擦,但并未实现一种深描式的探索。本研究通过建立“行政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从三项案例出发,尝试打开二者“互动”的匣子。案例过程表明杭州G区以行政财政之力直接贯通社会,获取了稳定的效能提升;武汉市M社区在疫情发生时通过给予行政自由权激活社会,短期内快速提升了治理效能,但长期难以存续;西藏Q村的社会共同意识在善意的领导下爆发出强大治理成效。研究得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效能必须重视行政控制和社会自主生长的博弈。因此,在不同的“最后一公里”类别中,需要配备合适的政策建议和空间方案,在基本共识作用下,形成具有匹配性的实践思路,以实现“良治均衡”。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这件事要适可而止”

钱学森生前一直坚持不准给他写传。有人曾经想写,他知道后十分严厉地说：“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祢衡被“炒作”至死

“砖家”祢衡热衷政治又不懂政治,藐视官场规矩却厕身官场,这种错误选择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曹操欲招安刘表,问何人可以劝降。贾诩进言,刘表是个好结交名士的老文艺青年,找个名士游说比较合适。荀攸推荐名士孔融,孔融却推荐名“砖家”祢衡。孔融看重祢衡的文采口才,却对他智商极高,情商极低,参政议政能力极差的致命弱点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