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视域下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播

本文以民族文化为视角,关注新媒体的突入为亚文化及其传播领域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展开对"现实的传播困境"、"交互性的回归与拓展"以及"全媒体传播形态"等方面的分析,试图对新媒体背景下民族文化在传播领域的生存与博弈予以讨论。最终指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式发展路径有益于克服主流文化均质、引导群体传播实现"微繁荣",由"天下大同"到"美美与共"再到"时代共荣"。     

现代文化传播与我国文化安全

现代文化传播是高技术化、全球化和实力化的传播,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力量。西方某些发达国家运用先进传播手段对我进行文化渗透,使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国家信息与舆论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坚持积极的文化传播战略,加强党对文化传播的宏观控制力,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力,有助于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与文化力量。     

“微文化”传播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

"微文化"是基于微博而诞生的一种新兴的媒介文化,是媒介文化新的创造方式和延伸体。"微文化"传播具有主体个体化、内容多元化、方式交互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也导致了大量微信息的碎片化、多样化和快餐化。大学生长期受"微文化"传播的影响,会导致其价值观发生扭曲,价值取向多元化,价值判断功利化,价值选择模糊化。因此,应当在"微文化"中增添"红色元素",加强"微文化"传播的监管,开展校园"微文化"建设,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以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城市化与媒体话语传播策略

现代社会的话语体系是和大众传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面上看,大众媒体的活动是在进行信息传播,而这种活动的最终结果是要达成意义的理解。因此,媒体总在建构一些话语并通过这些话语来传播某种意义与价值进而影响受众。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媒体的话语传播策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城市话语",传播城市文化;倡导"亲情传播",发挥地域优势;拓展公共空间,实现"人城互动"。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刻板形象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建构

社会文化方法研究刻板形象,使得人们认识到媒体在制造和传播特定的刻板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与其他文化相关问题,很少人会认为它们的社会建构是完全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活跃于全球信息潮的人们,直接或是间接接触到很多由媒体带来的有关其他文化成员的讯息。通过媒体获得的对于其他文化的认识,不仅来得容易,而且往往有现成的总结、归类。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说,跨文化传播中有关其他文化的社会现实,很大程度上是由没有被接受者亲身证实的信息构建出来的,而这种信息主要的提供者就是媒体。媒体中出现的关于其他文化的信息被文化内成员,即"我们",分享,构成对文化外部成员,即"他们"的认知。而西方媒体就是通过塑造刻板"他者"以确立西方的权力,或是以完善西方社会"乌托邦"想象。     

论中国近代化进程与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

中国社会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进程，决定了外来文化传播的必然性，并凸显了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一是循序渐进的规律，外来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经历了从表层的物质文化，到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或政治文化，再到深层的精神文化的进程；二是优胜劣汰的规律，中国近代化进程同时又是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进程；三是民族化的规律，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从中体西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充分显示了文化传播的民族化规律。     

短视频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新路径

网络短视频凭借"短平快"的特点,开创了草根创作、广泛参与、多元互动的网络传播新局面,拓展了文化产品生产及传播的深度及广度,为主流价值观传播提供了新路径。但是,网络短视频内容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为主流价值观传播带来了挑战。为此,可创新短视频应用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方式方法,提高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水平。     

红段子:主流文化传播的新形态

"红段子",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互联网,在手机、电脑等媒介上传播的一种积极、向上、健康的段子。"红段子"是今天网络文化传播的新形态,具有时代流行的新特性,有利于引领大众文化的价值导向。     

跨文化传播中的“第三文化”

"第三文化"最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尤西姆(Useem)借用英国史学家斯诺的"第三文化"概念并引入跨文化传播领域。文章通过对"第三文化"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来源、内涵以及该视角下的相关研究进行批判性解析,指出"第三文化"是多元文化体系中差异与融合双重驱动的产物,为跨文化传播中的伦理观构建、文化与交际的关系解读等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对"第三文化"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薄弱之处,期待更多实证研究。     

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表明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时期,这是外在和内在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既有外来文化的传播,也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大同思想等,反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场域”构建

网络社区的非区域性、虚拟性、空间性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场域",传统的传播模式在传播主体、客体、媒介、内容等方面都在发生着变革,如何在网络社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进而寻找到有效传播路径,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命题,而"对话关系"的建构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角色转换和行动探索。     

文化营销传播论

文化营销传播是一种以文化为卖点或手段来营销产品和服务的传播活动,从其基本概念、认知基础到定位技巧、建构途径和运作策略,都体现出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互动效应,文化因此成为实施营销传播的一种实效武器,产品和服务也因此成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有效载体。     

智媒时代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话语表达与传播逻辑

智媒时代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机遇，“智+媒”的对外传播有利于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世界新秩序建构，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智媒时代中国故事的话语表达，要跨越中西方认知障碍，坚持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推动话语表达的时代化和普适化，不断创新中国故事的话语表达方式。此外，智媒时代中国故事的传播逻辑要坚持从宏大国家叙事到日常生活实践的传播内容重构，坚持从单一话语主体到多元叙事主体的传播主体重构，坚持从普及化广泛化到智能精准推动的传播对象重构，坚持从单向度独白式到多元化对话式的传播方式重构，坚持从线性信息传播到可视化可触摸的传播环境重构。     

云南创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云南创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综合性的文化传播推广机构。公司隶属于"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秉承基金会"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宗旨,坚持"文化创造价值、价值回馈社会"的经营理念,公司以保护、传承、弘扬、挖掘优秀     

传播生态学与电视音乐文化传播

探讨传播与文化的互动形态,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是传播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本文以传播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当代电视音乐文化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系统分析了电视传播对于社会音乐文化生态的影响;提出当代音乐文化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重建的问题;并进而探寻保持当代电视音乐文化传播生态平衡的对策,进行有效的尝试、应用。     

“思政网红”的传播特质与生成机理——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思政网红"生产和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富媒体时代下非娱乐化、非利益化、有价值导向的"另类儿",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革新派",更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佼佼者"。在传播特质方面,"思政网红"具有个性化的符号、以受众为中心的意识以及线上线下的融合机制。在生成机理方面,网络场域与技术文化是其萌芽的土壤,青年需求与教育要求是其生长的条件,青年追捧与自身助力是其成熟的催化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成功经验,这为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供了积极和生动的经验,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有"我"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和高校要重视网络阵地,把握时机契机,协同做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涵化、濡化与创新——从广西龙州布傣“天琴文化”谈起

借助于"天琴文化"个案,结合民族志表达,从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的整合视角,可探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涵化、濡化等问题。创新以建构独立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体系,乃是民族文化传承、传播、永续的根本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持有开放、坚守两个法宝。惟其如此,民族文化才可自觉繁衍、生生不息。     

传播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

传播是文化变迁和文化模式构建及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由边缘和封闭而导致的信息匮乏,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借助传播采借之力是促进其文化变迁和发展的必要选择.通过信息的交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他文化的互动,使之向"开放型"文化转变,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网络电视传播的文化建构

网络电视实现了电视与网络传播模式上的强强联合 ,具有与网络或电视不同的传播文化结构。发散性传播促使了传统电视受众线性思维的解构 ;网络与电视单一传播语境界限的消解 ,使同域或异域文化圈中的不同文化交流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类传播文化形态 ;多媒体技术使传统电视的大众文化特质进一步向传播娱乐化方向发展 ,使传统传播文化的公信度、厚重度呈弱化趋势。网络电视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明显特征。     

论传播视域中湖南文化的创新机制

文化新质为文化精英创造和掌握只是湖南文化创新机制的初始阶段 ,其实现大众化才是该机制的终极关怀目标。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考察 ,湖南文化创新机制是由文化精英们的生成、传播文本的编制、传播媒介的放大、文化受众的解读、传播环境的共享等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湖南文化创新机制实际上就是湖南文化传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