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公共利益”正当性的探求与“公共悖论”的有效化解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价值两难",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实践的常态,是受生存规律的制约而形成的人类不得不面临的基本现实;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向具体个体的共同福利转变的过程。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通常表现为所谓的"公共悖论":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之间的冲突;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等。     

表见理论的有限理性分析

表见理论立足于对善意无过失者所完成的积极权利变动的保护,以维护交易安全的动态财产关系。一方是真权利人,另一方是善意无过失者的积极权利变动后的利益归属。这是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为什么"表见"(虚构的)权利被法律赋予合法权利的效力,而真正权利人为什么失去了权利?又应该怎样平衡原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民法的表见制度源自人的认知理性,行为理性的有限性。     

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及其对当代中国制度理性构建的启迪

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其博弈的结果就是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相对平衡。西方制度理性选择的基点:"平衡主义"为当代中国制度理性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迪。     

交往理性理论与法律论证

关于理性的论述,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韦伯,都有精彩的阐释,在当代,更有哈贝马斯的创新与突破。“合理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哈贝马斯对于这一现象进行了深人的哲学反思,并做出了理论回应。由于理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和改造上。现代法律只有建立在主体互动的交往理性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或者具体说,法律的正当性来自民主的立法程序,民主的立法的社会基础是交往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发扬。而法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则不容含糊。法律的正当性不仅事关国家的立法、行政,也事关具体的司法实践？由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我们还能看到诉讼纠纷的解决思路。     

民主体制下的理性怀疑与政治信任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与有效治理,既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要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信任"悖论"。在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中,理性怀疑有着明确的限度,即对政治角色、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怀疑,特别是对政治角色的警惕与戒备。人性不确定性与权力工具性,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中理性怀疑的逻辑基础。民主体制运行中理性怀疑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将这种公共精神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原则与政制形式,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理性怀疑的制度化,也需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提升民众理性怀疑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其理性怀疑品性。     

论波斯纳法律经济学的理性假定和效率标准

文章以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为例,对法律经济学方法的理性假定和效率标准进行了考察。指出,理性人彻底占领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空间,是理性假定的必然要求;理性假定是资本精神的理论投射,波斯纳的理性假定对整个法学体系的覆盖,标志着非市场领域的彻底资本化。波斯纳财富最大化法学思想的根本内容和内在实质,都隐含在"效率"概念之中,而效率是一个涉及财富的数量、结构和运用等内容的准福利概念;财富最大化法学思想是资本精神在法学中登峰造极的表现,它突出而深刻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     

达尔文之楔：政府干预的新理路——《达尔文经济学》的公共管理学解读

针对美国公共治理的自由主义观念障碍，弗兰克的《达尔文经济学》另辟蹊径，通过深度演绎达尔文进化论中“鹿角悖论”的公共治理内涵，不仅揭示了竞争的低效、有害的一面，破除了对市场竞争的迷信，而且还批判了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愚蠢和危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性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观，主张基于效率法则设计征税机制和政府管治。     

论美国实质性正当程序的“理性联系”标准——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实质性正当程序"是美国创新发展的一项制度,它要求法律内容的正当性。这是对立法权进行实质性制约,从而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然而,作为其最低限度标准的"理性联系"仅仅要求法律与立法目标、政府利益存在合理的联系。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理性联系"并不能从立法层面建立理性化社会。进一步思考可知,理性联系、平等对待、合理补偿才是"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最低限度标准。     

船舶登记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

船舶登记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和经济功能。通过经济分析,本文认为,应对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重新整合,并对开放登记提出对策建议。同时本文认为,未登记的权利能否对抗第三人应由第三人决定,赋予第三人选择权是效益与公平和谐统一的要求。     

提高腐败法律成本的思考

公务员是执行公务的"公共人",必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每个公务员又是一个"经济人",会利用各种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公务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法律成本较低,贪污腐败就难以避免和遏制。加大对违法违纪公务员的处罚力度,提高腐败的法律成本,可以抑制公务员腐败的内在动机,促使公务员履行应尽义务,加强勤政廉政建设。     

经济法之“国家干预”的理性分析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对其理性的思考有利于探讨国家干预市场模式。分析经济法之"国家干预"理性主义的本质及其法律内涵,在对经济法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法之"国家干预"行为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应辩证地统一于社会本位原则。     

刑法上认识因素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分析

"天价葡萄案"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讨论,但是法律人应当理性地思考一个重要问题:法律是否应当考虑行为人的心智.根据实用主义法理学,可行性、成本和效果是分析这一问题的三个角度,即:由于法律上难以确定一个客观的意志标准,由于法律考虑行为人意志的成本过高,并且由于法律考虑行为人的意志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法律应当放弃对于行为人意志的考虑,而是采用一个更为客观、更为实用的理性人标准.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法律制度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法律制度。民事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两类。我国现行法律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较为完善,而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存在着缺陷,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本文拟就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法律制度中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律认定 民诉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     

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困境与现实出路

从理性人到理性主义再到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再到公共管理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的争论与论述从未停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理性选择理论拥有对个人行为的强大解释力,在公共管理中的运用也大放异彩,基于理性选择的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公共管理乃至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但学术界对理性选择理论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与见解,因此有必要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一番梳理与阐释,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理论的局限性进行反思甚至批判,并探讨其对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借鉴意义,同时在质疑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理性选择理论未来发展道路的一些思考。     

教代会制度的失灵以及对策探索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方式。其职权虽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得到了确认与保障,然而实践中其职权实现困难重重。通过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可见,完善与发展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必须降低教职工代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成本＂,改革校长任免制度等。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法律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民事诉讼法第三人制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法律制度。民事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两类。现行法律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较为完善,理论界和司法界认识比较统一。而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律规定有不适当之处,理论认识也不够一致,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不少问题,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本文拟就无独立权请求第三人制度中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几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及其解答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无论人们如何理解理性 ,理性总意味着人们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正确把握。人的存在状态首先是需要的状态 ,对需要的正确认识表现为人的理性的基本诉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差异和矛盾首先就体现在这两种基本诉求的差异与矛盾之中。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现实解答是一种广义的制度。     

公共管理改革及其悖论:以英国的实践为例

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英国的新公共管理(NPM)实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公共管理中存在两种根本性的悖论:第一种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和参与的问题;第二种是理性选择与决策和妥协的问题。这两种悖论的共存源于新公共管理的四个悖论模式:让政治家来作决策,让管理者来进行管理,让客户来选择,让相关主体来参与。     

法学教育视野内的法律理性

法律理性是法律与理性有机结合的产物,是现代法的内在精神品质,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精神追求。法学教育应当强化法科学生以法律理性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法学学术和法学思想的培育,重视法律伦理和法律职业品格的塑造,崇尚人类公平正义的法律信念,秉承法律信仰、塑造法科学生的法律理性人格。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的经济分析

先行先试属于法律试行的立法模式,以人的有限理性为理论依据,试图在集体行动中形成自发秩序,是国家推进和社会推动相结合的社会改革方式。通过对＂先行先试＂立法模式进行制度经济学上的供给需求分析,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依赖市场主体利益而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以法律供求均衡作为法律试行效果的检验标准;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先行先试立法模式付出的成本为试错成本和边际成本,所获得收益为立法的学习收益和反思收益。这启示我们,需要在法律试行过程中坚持立法科学和立法民主的结合,实现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互动,从而实现法律运行的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