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执行四十余年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个惠及多方的政策选项,近年来却在美国战略界的质疑声中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理解这一政策为何曾在过去长期延续,就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在界定接触政策的基础上,对聚焦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实力优势、相互依赖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促使美国长期对华接触。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精英、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推动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欺骗与克制说服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这些观点都存在不足:结构约束只是减少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选项,并不能说明美国选择接触政策的原因;国内政治固然会影响美国对华接触的战略判断,但中国因素也不容忽视;中国对美战略虽有说服美国对华接触的可能,但目前仍缺乏可靠的实证分析。由此可见,结构约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学界必须更加重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斯诺登事件”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

自从斯诺登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以"棱镜"项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秘密监控行为以来,很多国家对美国的监控行为进行谴责,要求美国做出解释并道歉。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树立自己在网络空间的道德形象,挽回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情报部门的监控阴影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美国网络安全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斯诺登事件"促使更多国家支持互联网主权化,网络地缘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     

法外的惩戒:“社会性制裁”概念辨析及其内涵证立

社会性制裁的概念,是基于目前以刑罚为中心的法律制裁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是理解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补白作用的一个关键。日本学者佐伯仁志提出的社会性制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规范法学在制裁体系研究上的窠臼,但按照规范载体性质对制裁种类进行界定和区分,也存在一定不足。相比之下,以制裁权力性质作为界定标准,更符合本土法治现实。同时,在当前制裁手段和制裁主体复杂多元、法律制裁与非法律制裁共存而缺乏有机衔接的法治背景下,由于社会性制裁在制裁对象、主体和形式上相对于法律制裁的一系列内涵特征,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关注尤为必要。     

选择性介入:美国中东政策调整

本·拉丹被击毙象征着反恐主导美国全球战略时代的终结,新防务报告出台标志着美国全球收缩进入实施阶段,中东政治动荡一年之后美国对形势的判断趋于乐观.这三大因素决定,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性投入将逐渐减少,美国对中东盟国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可能弱化,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可能采取选择性介入战略.     

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政策的调整及其困境

冷战结束后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要实现称霸全球的目的。为此 ,美国将中国树为新的对手 ;继续压制俄罗斯 ;使用各种手段迫使第三世界中小国家服从它的领导。美国要领导全世界 ,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建立世界新秩序。但是 ,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发展已经陷入困境。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台湾政局变迁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台湾3月18日政局变动后,美国对台政策在一定幅度内进行了调整。当前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维持对台基本政策方针;“一国两制”原则在美国国内日益引起争议;美国将增加对台军售和加强对台的安全保护;对中国大陆“动武”定义进行宽泛解释;将两岸关系和其他问题挂钩;敦促两岸恢复对话,以拖化压待变;利用“第二轨道”加强影响两岸关系。美国此举既试图稳定两岸关系以避免直接对抗,也试图扶植和利用陈水扁,延迟中国的统一进程,继续“以台制华”,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     

“反恐”与美国亚洲政策的变化

围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目标 ,美国的亚洲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调整与变化 :调整了对华政策 ,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 ;实现历史性突破 ,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 ;调整了南亚政策 ,在印、巴之间寻求平衡 ;重返东南亚 ,将对亚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试论“911事件”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

自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以来,台湾问题就成为中美两国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通过对比"911事件"发生前后的美国对台政策来分析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原因,以说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逻辑,让国人对美国的政策保持警惕,更好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曲折发展的美俄关系:挑战与前景

冷战结束以来,美俄两国关系始终处于非敌非友、时好时坏的不确定状态。当前,两国间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又存在深刻的战略冲突,美俄关系呈现出合作中有矛盾、较量中有妥协的态势。     

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前景

进入新世纪,伴随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对外战略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05年以来小泉内阁加紧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造成日本同中国等亚洲邻国关系更趋恶化。中日关系的改善还需两国付出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中埃经贸关系回顾与展望

中国和埃及于1956年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均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一贯相互支持,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1996年,中埃建交40周年之际,江泽民主席对埃及进行了重要国事访问。1999年4月穆巴拉克总统第7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埃关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就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达成共识。中埃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经贸关系的发展。40多年来,两国先后签署多项经贸合作协定,经贸合作取得明显成效。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     

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趋势及对策

"统独"矛盾是当前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在祖国大陆反对台独的法律和政策主导下,两岸和平发展成为未来两岸关系的趋势.今后对台工作的总体思路应从宏观上牢牢把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方向,在微观上增强对台工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深化两岸交流交往,有的放矢地化解两岸互动过程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增进互信及了解,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末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以来，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下，学者们主要从言语行为、规则、规范、话语以及表象力等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行动，能够建构意义，产生话语，进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和梳理，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该理论的研究范畴，更好地理解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现象。     

建国以来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的历程、动力机制与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形成了以长三角、泛珠"9+2"和京津冀都市圈等为主的地方区域发展模式.地方区域关系的发展历程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关系的不断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与起步、碰撞与磨合、扩展与整合三个阶段.其发展的动力和内在逻辑是由三对矛盾运动共同构成的:中央政府制度供给与地方政府制度需求矛盾、政府间利益博弈与利益整合矛盾、政府与市场矛盾.目前.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正由制度替代发展时期走向政府集体自觉行动发展时期.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关系变化的回顾与展望

时光飞驰,弹指一挥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峥嵘岁月。这90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国民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此期间,伴随着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渡过了90年的风风雨雨,亲历了90年的浮沉变换。回顾与展望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关系的变化,使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当前国际反恐怖斗争新动向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活动更加猖獗,表现为活动扩散、行动“基地化”、组织“网络化”及目标“避实就虚”四个新特点。此起彼伏的恐怖活动对世界各国的稳定、安全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际反恐合作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突出国际组织的反恐作用,推动建立联合国框架内的反恐合作机制;二是重视大国间反恐合作,提高各国独立反恐能力。国际反恐怖斗争出现的新问题,使国际安全形势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其主要根源是反恐斗争中出现了“一帮国家搭便车;两个漏洞没堵住;三个误区出偏差”。反恐合作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美国巩固了霸主地位,俄罗斯变外交被动为主动,日本借反恐“出海”,中国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     

婚约纠纷解决与婚约立法

目前,我国因订婚、悔婚产生的彩礼纠纷不断,婚约纠纷普遍存在。然而,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婚约,遇有纠纷只能依最高院司法解释予以事后调整。法律作为纠纷解决机制,必然要在做到事后调整的同时,也要做到事前指引,这是法本身的要求。婚姻法正面规定婚约与否定社会现实中婚约运作中的不合理同样是纠纷解决,并不因为肯定性规定或否定性评价而阻碍婚姻自由的贯彻。面对订婚的社会事实和法律制度间的不协调,纠纷的频频发生,法律的事前指引比事后调整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