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批判地吸收近现代西方法文化精华——兼论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西方法文化在中国曾有过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对西方法文化精华的批判吸收和借鉴。在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近现代西方法文化,认真探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关系的途径。     

构建"分合有度"的新型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核心问题,也是执政党建设和改革的关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政关系应该如何理顺调适?本文认为既不能走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老路,也不宜勉强去党政分开。应该按照十六大提出的“依法执政”的路径,构建“有分有合、分合有度”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党政关系。     

论邓小平的政府职能理论

邓小平的政府职能理论，是我国理论界尚未系统开掘的理论宝藏。本在对政府职能的涵义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界定和解析的基础上，从邓小平关于政府职能的相关论述中，比较系统和深入地分析、归纳了邓小平政府职能理论的主要内容，以期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刍论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好"四大关系"

巩固共产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建立共产党同国家机关的法理性关系,形成民主和谐、统一有序的党内关系,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关系,这是共产党执政必须处理好的“四大关系”,亦是正确把握执政规律的要义所在。对此,必须在理论上澄清,在实践中用体制和机制加以规范。     

民主建设的大视野:党权、政权、民权的消长与互动问题

与社会、国家、政党三个基本概念相联系,客观上存在从理论上如何界定"社权"(民权)、"国权"(政权)、"党权"和在实践中如何处理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我国,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它所拥有的权力之大、之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之重大、之深远,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和探讨民主问题,不能不涉及中共的"党内民主"即"党权"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权"与"政权"、"民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执政党的"党权",简单地说就是"政治领导权"。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党始终处于社会(人民)"之中",既不是在其"之外",更不是在其"之上",也不是在国家"之中"。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从根本上改变"党权高于一切"的状况,逐步实现"党还权于政"、"党还权于民"以及"政还权于民",实现由"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民权与政权、政权与党权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以及如何平稳健康地使这种动态变化得到有效实现。这是对决策者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一大考验。     

建国60年来党政关系演变的研究与启示

2009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认真地梳理我国发生的各种变化,在理论上、实践上均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党政关系的变化无疑是各种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种,它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我国的国际形象等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其调整与改革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初步探索、到建国之初的党政相对分离、再到后来逐步实现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直至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在此期间所出现的各种变化,都能够让我们看出党政关系调整的内在逻辑。通过对变化过程的梳理和对变化逻辑的阐述,能够得到很多启示与结论,对今后的实践和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咸安政改"看乡镇党政关系的发展完善

以突出"乡镇党政一把手一肩挑"交叉任职方式为特征的咸安区乡镇领导体制改革,对规范处于体制冲突和矛盾焦点的乡镇党政关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不能简单地把其定性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这种带有特定历史痕迹和政治内涵的党政关系模式;在分析这一党政关系在会议召开时间、选举方式、如何监督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要从制度设计上对乡镇党政关系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完善。     

邓小平对执政理论的突出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关于党执政的一系列观点，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主要由执政环境、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基础、执政资源、执政方略等几个方面构成。     

由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理论引发的思考

萨义德的《东方学》引发了我们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就像萨义德认为的那样,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不应把东西方文化关系对立起来进行类型化的概括,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社会背景,都根源于一定地域内的生产生活实践,都有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精髓之处,不能以偏概全,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都是人类发展进程的见证,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     

论邓小平执政安全思想的形成及特点

执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在毛泽东“经受执政地位考验”的执政安全思想的基础上,对如何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主题下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作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探索和思考。邓小平执政安全思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邓小平防范执政风险思想述略

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性问题.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各个重大历史关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密切关注党的执政命运和执政前途,并就如何防范执政风险作了大量深刻的论述,逐步形成了系统而又完整的关于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领会和研究邓小平防范执政风险思想,必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着眼大局巩固"核心"--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两委"工作关系的思考

当前 ,正确处理农村“两委”工作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工作中 ,“两委”关系不协调有深刻的根源 ,要正确处理“两委”关系 ,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强化教育 ,大力提高农村“两委”班子及后备干部的整体素质 ;强固农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地位 ;坚持党的领导 ;健全制度 ,规范“两委”工作运行和协调配合 ;完善程序 ,增强农村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性 ;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 ,大幅度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论邓小平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邓小平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需要,意识形态基础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人民的愿望,法理制度基础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执政党权威基础必须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邓小平的风险观及其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作为一项新事业也必然面临诸多的风险考验。邓小平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的风险、执政党党内腐败的风险、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风险、西方国家对华和平演变的风险、理想信念动摇的风险等等,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对于这些风险考验,邓小平都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邓小平的风险观不仅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稳步前行,而且作为中国共产党风险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资源,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邓小平人才思想--提高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理论源泉

邓小平人才思想是对我党人才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理论源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既是现实对人才发展的需要,也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需要,更是适应新时期人才战略的需要.邓小平的人才思想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人口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的人口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学习邓小平人口与发展观思想,对于做好人口工作,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人口、资源、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正确处理政党政治基本关系的理论新视角

如何处理好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党内关系和党际关系是任何政党政治国家必须回答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思维方式的确立,对四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做出了新的回答,即巩固和保持共产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建立共产党同国家机关的法理性关系,形成民主和谐、统一有序的党内关系,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关系。     

邓小平"两手抓"的领导方法

邓小平的"两手抓"是以矛盾辩证法为哲学基础,并把毛泽东的两点论、两分法运用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新时期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领导方法.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坚持"两手抓",必须达到两手都硬起来,这是我国现代化事业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党的执政安全思想探微

我们党是一个伟人的执政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安全水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们捍卫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执政安全能力,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试论邓小平的利益整合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是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调整。邓小平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利益整合思想,主要包括:重视物质利益是利益整合的基础,统筹兼顾是利益整合的原则,加强制度建设是利益整合的保障,加快发展是利益整合的根本途径,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利益整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