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的网络秩序引导策略探析——基于浙江省X市网络秩序现状的调查

网络秩序失衡已经成为网络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X市所有县市区的市民网络参与情况调查分析来看,网络秩序总体上平稳有序。但也存在着政府单边治理现象比较突出、网络以管代治情况比较普遍、网络法治能力水平比较滞后、行业组织扶持力度比较有限等问题。建议基于社会治理的视域,大力推动网络多元治理,逐步调整以管代治模式,不断推进网络法治建设进程,注重培育网络行业组织,重视加强网络名人统战,着力提升网民网络素养,深化推进政府上网工程等。     

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

跨域性特征对现代社会危机治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世界范围内应急管理领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特点,对现代跨域危机内涵及其特点进行归纳,进而提出了跨域危机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当前中国跨域危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进而着重从信息、资源维度对其整体性治理问题进行阐释,认为不同组织在信息、资源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产生跨域危机治理"碎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实现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必须结合中国应急管理实际,以组织间网络视角从应急管理组织层面对"碎片化"环节成因进行分析。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的关键在于其治理网络中信息、资源整合问题,目前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部门隶属不同、管理层级复杂、多头指挥而产生的协调困难是"中国式碎片化"问题的根本原因。最终,本文构建了跨域危机治理网络分析模型,并对"碎片化"环节识别、整理以及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政策网络到网络化治理:一组概念辨析

社会科学领域与网络有关的概念有多个,极易引起混淆.国外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路径演进,分别是政策网络和网络化治理.前者起源于美国发展于欧洲,后分化为利益调和和治理两大学派;后者则以美国的研究为主,在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都有所发展.国内与网络有关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的有社会网络、政策网络、政策网络治理、网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等.其中社会网络引入最早,主要被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所关注;政策网络和政策网络治理与西方政策网络研究的两大学派相对应;网络治理与网络化治理的使用主要与翻译、学术传承以及使用习惯有关,但每个概念皆有三重来源.西方两条研究路径都涉及治理,而两种治理的内涵有明显区别,主要体现在运行机理、价值标准、主要问题以及政府的角色定位四个方面.     

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作为新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交互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它为政府结构从科层治理向网络治理形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政府选择、组合和优化适当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平台;为政府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价值支持。尽管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作为一种新成长的治理框架,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治理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而引起越来越多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兴趣,如何使其顺畅运行,取得稳定的运行状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稳定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识别了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3个变量,进而提出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假设,最终形成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政府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资源依赖还分别对关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关系质量中的信任和沟通也分别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承诺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据此,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过程中,需要对主体间的分工进行明确,注重治理主体资源与能力互补的重要性,重视关系质量的维护。     

政策网络治理及其研究述论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分析与治理理论联姻的产物,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新路径,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政策网络治理在工具视角下侧重于如何选择民主而科学的政策工具;在过程视角下侧重于如何便利于行动者互动过程,包括发现和解决冲突;在制度视角下侧重于寻找正确的激励结构和正确的规则体系。虽然学者对政策网络治理赋予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其治理的主体、合法性、机制、效能都存在诸多困境。尤其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策网络治理更多的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网络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构建科学的网络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有效衡量网络治理的现状,对明确未来网络治理工作任务和要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网络综合治理的内涵,本文从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五个方面出发,涉及三级指标,探讨设计网络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并从指标权重的确定、数据的采集、无量纲化三个方面阐释如何运用指标体系,力图构建一套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网络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城市治理动力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从这个视角看,城市治理是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和利益联盟网络形成、发展和更新的过程,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过程。由于异质行动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化、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满足其自身利益需求的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各异质行动者的自身利益偏好与其他行动者难免发生冲突。城市治理的问题转译是建构城市治理网络利益联盟的微观机制。     

区域水资源共享冲突的网络治理模式创新

水资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性自然资源,具有多种属性。2009年世界水日的主题(跨界水:共享的水、共享的机遇)引发了各国对跨界水资源治理制度的关注。典型的市场治理或科层治理机制已经无法解决跨界水资源多维属性的复杂问题,其治理效果和效率在不断降低。本文从我国的水资源共享冲突区域现实及9+2合作区的构建出发,认为我国的区域水资源共享冲突治理需要借鉴西方的网络治理模式,以提高治理效率。西方学者提出的共享型治理、领导型网络治理和行政型网络治理三种不同的网络治理结构模式在我国不具备独立存在的环境,认为水资源的共享治理创新将涉及流域沿途的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以及同一区域不同层次的各部门。应该建立一种兼具领导型网络与行政型网络的复杂治理结构,即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权力层次,并按照新兴的各种利益集团组织建立横向的行动规则,形成区域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共享供给和实施决策机制。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地方治理进程中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不足是地方治理进程中遇到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加强网络管理能力建设,提升治理绩效,实现地方公共事务的"善治",是网络治理环境中地方政府承担和履行"元治理"角色的首要任务。当前,在适应社会变迁、推动治理变革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急需强化网络管理各个阶段的责任和核心能力,以消除地方治理的各种障碍因素,实现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论社会治理中的网络民意表达

网络民意表达作为社会治理的新形式,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其生长空间虚拟、表达方式便捷、时效性强、成本低廉等特点,一方面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言论空间,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二元互动;另一方面网络民意表达也存在着网络民意参与社会治理的无序性、民意表达不平等性和"沉默螺旋"效应等问题。因此,政府要积极主动转变观念,提升民意满意度;提高公民素质建设,跨越"数字鸿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网络道德及文化建设,推进网络民意的有序参与,促使网络民意表达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     

乡村威权型治理: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乡村威权型治理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分析性概念,对于解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和治理困境,较之其他相近的概念,似乎有更好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作为实践层面的乡村威权型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主导样态和体制实态。集权型政治传统的深层影响、执政党在革命年代的领导体制及其行政范式的余风、人民公社全能体制的历史惯性等制度性资源和政治遗产是这一体制的主要成因。     

我国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的探索——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加强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治理工作的主要治理模式。探索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贫困县和南方水土流失典型区域——福建省长汀县为例,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长汀县小流域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该案例在培育小流域多元治理主体,建立新型公共治理体系;创建纵横联结关系,构建行政主导型网络治理结构;保持信息对称和有力监督,维持网络稳定运行等方面,为我国小流域的网络化治理路径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经验与借鉴。     

基于“三圈网络治理”模型的公共服务体系复杂性分析

公共服务内外系统的有效运行是解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复杂性的关键,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网络治理强调内部系统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通过主体之间信任协商促成系统良性发展,三圈理论则确定系统内外作用力下的公共价值、资源整合以及环境支持等内容。将网络治理和"三圈理论"结合起来构建"三圈网络治理"模型,提高了体系的完整性和结构统一性,促进了问题简单化,应用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从体系建设目标、内在必要条件和外在保证条件三个方面来实现公共服务体系的良性运转。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网络民意与政务微博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重视民意、获取民意、政民互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民意有效地弥补了传统媒体反映民意不足的缺陷,同时也对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提出了挑战。网络民意主要特点:参与者数量多、结构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个体自主发声、干扰因素少,相对真实;关注社会议题、提出建设性动议,具有公民参政议政的功能性;网络民意对国家治理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务微博作为政民互动的新媒体工具,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即进入舆论,信息及时;微博互动,及时回应;交流互动,理清问题;主动披露,引导舆论。但政务微博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局限:即身份模糊,形象不清晰;形式自由,顶层设计不够规范;面对批评言论,应对处置能力较差;追赶潮流,有名而无实。正确认识与有效发挥网络民意与政务微博的作用,对于党和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务微博在网络民意收集与处置中的作用改进体现在:明确身份,标准化运营;停止狂热,有效整合;持续发声,应对突发;及时互动,线上线下互相配合。网络民意与政务微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升路径:完善制度建设,将政务微博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鼓励党政干部认识网络民意,学习舆论、传播知识;完善舆情引导与管理,加强党在关键点的引导作用。     

网络社会中诚信问题的本质及其治理

网络社会诚信问题的本质是现实社会诚信问题在网络社会中的延伸,并因网络社会的特性而尤为突出。因此网络社会诚信问题的治理,就必须遵循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完善技术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构建起一个以自律为主导,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诚信治理体系。     

网络世界的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的选择——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网络世界随着中国民主治理改革的深入发展,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公民意识觉醒,民主程度日益加深,加强网络世界合作治理和网络公共服务职能将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为此我国各地展开了网络世界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践探索。本文以南京市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对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之实践现状进行考察。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与居民的社区志愿参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应根据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治理特征和价值取向,针对我国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存在的问题,培育居民对地方服务型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网络世界居民社区志愿参与和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     

论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北大核心

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水平,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是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必然要求。通过对领导干部网络法治能力存在的网络法治知识不足、网络法治素质欠缺、网络法治能力运用较弱等问题分析,提出构建包含知识、素质、能力三个方面的领导干部网络法治能力模型,遵循规律,采用加强理论培训和实践教育,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选拔任用和奖惩标准体系等方式来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