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面临的断崖式人口萎缩危机及其主要原因分析

连续多年的低出生率问题正在给韩国带来难以挽回的断崖式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危机。新生儿出生率持续下滑,人口加速老龄化,社会基础架构面临崩塌的危险等。为阻止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持续蔓延和发展,韩国历届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200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设立了直属总统的"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社会委员会",2005年还专门制定了《关于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的社会基本法》。从2006年开始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三个"关于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的社会五年基本计划"。10年来共投入111.1万亿韩元用于奖励生育孩子的家庭。尽管如此,韩国依然没能走出低出生率泥潭,相反低出生率与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显然,韩国面临的人口悬崖危机不是单纯的低生育率问题,它是韩国就业难、就业不稳定、养育子女负担重、婚姻生育观念发生变化等社会所有现实问题复合作用的结果。     

优化生育与人口优化:中国人口问题治理的战略取向

伴随着低生育目标的实现,中国人口问题也随之转型,即从人口总量问题转向人口结构问题。作为一个早熟的低生育人口类型,由于“未富先少”,中国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复合风险。计划生育需要回归和转型,即彻底还权于民与造福于民。优化生育与人口优化将成为新人口国策的核心取向,打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女性友好—老年友好的“五友好...     

苏联召开人口问题学术会议

1982年10月在基辅举行了全苏《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政策问题》学术会议。会议的发起单位是苏联科学院“人口的社会—经济问题”学术委员会、莫斯科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中心、乌克兰科学院和乌克兰国家劳动委员会“人口与劳动的社会—经济问题”学术委员会及乌克兰经济研究所等。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人口学者及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主     

戈尔巴乔夫当政以来苏联同亚太地区国家关系大事记(1987.1—12)

一月五日 苏共中央会议讨论进一步完善苏联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并提高其效率的问题。会上指出,苏联党的机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今后必须非常认真地重视扩大和巩固同越南在政治、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当今日本社会离婚现象透视

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一套传统的家族制度体系。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离婚率持续攀高,甚至超过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离婚大国。当今日本社会的离婚,呈现出数量多、年龄段偏高、女性占主导地位等一些新的特点。离婚热的出现,不再只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现象,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行动起来,期望人们能够慎重对待婚姻,降低离婚率,从而稳定家庭与社会。     

韩国政府积极推行奖励生育政策

随着出生率的日益下降,从今年起韩国政府将积极推行奖励生育政策,对于多生孩子的人给予减税或生育补助等各种优惠。近日,韩国保健福利部以上述内容向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提出“对低出生率的人口及家庭予以援助的综合对策”。自1996年韩国政府放弃计划生育政策,采取不干预立场以来,此次政府是首次出面积极奖励生育。新政策方针确定之后,韩国保健福利部也将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具体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延长育儿休假     

日本的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与人口老龄化

日本是亚洲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的人口转变具有典型的“东亚模式”特征,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城镇化,以及地区间的人口迁移,使得日本一直面临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和老龄化地区差异扩大问题。人口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的叠加使得这一趋势持续扩大和强化,加深了人口因素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日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包括打造生育友好环境、实施地方振兴战略、实施过疏地域活性化措施和完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等。中国刚刚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将成为现阶段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需要借鉴日本经验,从鼓励生育、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地区差距等角度开展政策储备。     

需要的发展规律及其满足问题

近年来,苏联学术界对于需要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是生活向学者提出的课题。苏联的经济正在持续发展,但是生产的发展速度赶不上需要的增长。这一问题引起了各有关学科的重视。本文不涉及苏联学者在论争中的观点分歧,只对一般规律性作一些初步的探讨。需要的分类人究竟有多少需要,这是无法估计的,没有一种好的办法可以用来确定需要的数量。而且需要又是不断变化着,一种需要消失了,另一种需要又产生了,就是最稳定的需要也是发展的。     

韩国低生育应对政策的演变、效果与趋势(2006～2021)——以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为中心

为应对低生育问题,韩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内容涵盖了生育、养育、“工作—家庭”平衡,青年群体支援等诸多方面,但并未能有效提升生育率。究其原因,主要与政策的支持对象不够广泛、“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实际效果有限、财政投入不足和分配不均以及未能触及社会结构性因素等有关。本文梳理了韩国第一至第四次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的演变过程和内容,并重点关注新推出的第四次基本计划,认为现行计划在政策方向、促进战略和政策关注点上与过往计划相比有了较大的变革。韩国政府的低生育应对思路已逐渐从单纯的生育鼓励,上升至提升生活质量、构建性别平等社会以及寻求社会革新上来。     

家庭——个人与社会的博弈——关于德国家庭现状及目前家庭政策的分析

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人口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促进家庭和谐发展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举足轻重.本文主要分析了德国的家庭现状,介绍了政府的家庭政策并对争论的焦点以及目前家庭政策中的利弊进行了评析.     

民族问题与国家建构关系研究的拓新之作——评《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

深入研究苏联民族问题与国家形式建构的关系,无论对于全面认识苏联的兴衰成败,还是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巩固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近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张祥云著）一书,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成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系近年来民族问题与国家建构关系研究中...     

苏联的劳动力资源

对于长期以粗放经济发展为主的苏联来说,充沛的、源源不断的劳动资源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自6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结构、教育程度、生活水平及工业化程度的变化,苏联也产生了工业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下降的现象。自70年代后期起,苏联政府对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而引起劳动力资源普遍紧张的状况引起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苏联全国就业人数为1.35亿。其中在工业和建筑业工作的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39%,其次是农业和林业占20%,文化、教育、卫生、艺术占11%。上述三项占全国就业人     

走向多民族国家的韩国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在全世界都笼罩在国际移民的热潮中。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韩国社会正在从单一民族国家转变成多民族国家。在韩国，移民可以分成两个集团，即外籍工人和婚姻移民。如今韩国社会外国人口增加，产生了非法居留的外籍工人问题、国际婚姻女性的韩国社会适应问题和移民第二代的认同问题。韩国政府为此实施了多样的社会整合政策。社会整合的关键是韩国人对单一民族国家概念的转变。     

要重视苏联东欧各国文化和文化政策研究

苏联东欧各国文化和文化政策研究是我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领域的缺门,亟需给予应有的重视。学科建设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其中苏联东欧文学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正在向纵深发展,写出一本又一本很有见地的专著,苏联东欧政治、经济研究后来居上,对社会主义各国当前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为党和国家的改革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随着我们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加强社会主义     

苏联粮食政策概述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是苏联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谷物生产,谷物生产好坏,与苏联的粮食政策直接有关。粮食政策对于制约农业生产、保证城市粮食供应、稳定物价、安定社会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粮食政策是一个复杂而涉及面广的问题,在不同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情况和任务的不同,在粮食政策的制定上也出现相应的变化,本文拟就苏联的粮食收购、消费供应以及与之有关的农业政策的沿革作一个初步的探索。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把粮食政策的制定看作是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     

经济危机、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俄罗斯的经验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社会政策保持了基本的连续性。尤其是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政府对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非常明显。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反危机政策更是赋予了社会政策以特别的使命,不仅缓解了危机的烈度,也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俄罗斯社会政策解决了国家长期发展需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国家长期发展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另一个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可持续性问题。     

匈牙利的住房及住房政策

过去的四十年来,匈牙利总共建造了二百五十万套住房。到1985年,全国已拥有住房三百九十万套,从实际家庭户数仅三百八十万来看,这一状况显然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今,住房问题仍是造成匈牙利社会紧张局势的首要原因。社会不公正也日益与住房问题,即个人和家庭住房的质量与获得新住房的机会等问题相关。本文将谈论匈牙利人民的住房状况;人口增长与住房发展前景;匈牙利住房政策的演变与改革以及所面临的新问题。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人口和政治

摆脱某些禁忌长久以来,禁忌和幻影阻碍了人们对政治与人口之间联系的严肃思考。在所有人的想象中,至少在社会精英中,这种联系揭示了一个人口政策是军事实力的杠杆的时代。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法西斯政体实际上促使了具有侵略性的生育政策向以实现领土征服为目的的战略转变。     

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人口变化的影响与对策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英国殖民当局建立的"军事"村落,如今已成为马来西亚半岛乡村地区华裔居民的永久"新村"。半个世纪以来,新村的外形保持原状,但是人口、社会与经济情况却不断地在变化,因而当前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积极地应付这些变化,使新村成为"有意义"的聚落。本文首先讨论人口增长或下降和人口移动引起的人口变化的情况,接着讨论人口变化对家庭规模及其结构、村民的年龄结构以及新村的"可持续性"的影响,最后探讨把新村建设提升为有活力的住宅区的若干对策。这些对策包括对新村进行规划、提升新村的经济能力、巩固家庭价值观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