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管理者的价值选择

在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突出了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服务价值。服务价值是一种伦理价值,是关于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规定。公共管理者的职业理想是服务精神和服务价值的体现,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者能否对服务价值做出选择,是由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性质决定的,同时,又反过来决定了他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公共管理者。     

以服务为业：领导修养的伦理路径

服务型的公共行政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它突出了服务的伦理价值，决定着各级领导在行政实践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责任。主观形式的道德责任，体现着人的伦理自主性，对于领导者以理性的方式履行客观责任是必不可少的。依据道德觉识和职业理性，超越客观规范的约束，把服务的义务转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实践，是领导者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选择，更是提高自身修养的伦理路径。     

社会治理中的伦理精神与伦理价值

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农业社会的治理依据权力意志开展活动,工业社会的治理依据法的精神开展活动,而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则显现出依据伦理精神开展活动的需求。公共管理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形式,它建立于伦理精神的基础之上,必然要依据伦理精神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社会治理的效率观、法治观和权力观都属于科学观的范畴,而伦理观则是这些科学观的调节和整合因素,为科学观提供目标导向和价值定位。公共管理把社会公正的获得作为自身的基本目标,公共管理的价值就体现为提供社会公正,而公共管理伦理正是公共管理提供社会公正的保障。     

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价值位移

对于公共行政中的价值要素和价值目标进行探讨与研究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凸显出不同的核心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凸显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力求效率与公平的和谐共处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则把服务视作自己的核心价值。本文试图对三种社会治理类型的核心价值的变迁进行梳理 ,简述三者核心价值的内在联系。     

党员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重点、难点在基层。在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是基层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的有效途径。当前,党员志愿服务存在着注册人数少、形式主义、一阵风、水平有限、不够规范以及人财物资源难以保障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党员志愿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构建党员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势在必行。     

社区心理服务:一种社会精细化治理的路径

社区心理服务与社会精细化治理之间有应然的本质联系与实然的差距,社会治理长期缺乏心理学的作为。心理学在精细化社会治理中要发挥应然的价值,需要做实社区心理服务,从社区心理服务的宗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技术与人员的科学化来延伸社会治理的空间,为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细化治理状态进行积累。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契约伦理: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之道

公共和谐治理需要契约伦理价值规范和价值力量支撑。当前公共治理伦理正逐渐实现从"身份伦理"向"契约伦理"的伦理转型。契约伦理从维系利益和谐的角度构筑公共和谐治理的根基;从促进"我-他"和谐的角度营建公共和谐治理的主体秩序;从增进"群-己"和谐的角度优化公共和谐治理的社会环境。公共和谐治理的伦理实现必须从契约伦理制度和契约伦理精神进行伦理秩序的双重建构。     

试论社会治理视域中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

“服务型社会治理”相对于以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而言,是一全新的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要求我国政府职能从侧重管制转换到侧重服务,推行服务行政,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我们需要从提升服务理念、改革服务体制、优化服务流程、转变服务方式入手,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社会组织自治——以张家港市社会组织自治实践为例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家治理模式从管控型向合作型转变,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张家港市社会组织发展践行政社互动、服务行政治理理念,充分发挥协调、服务、领航及调解功能,为社会组织自治设计了一条极具创新价值的发展路径,促进了全方位、多层次社会管理格局的形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地方样本。     

善治的改革导向:从政府社会性管制到多元共治

政府社会性管制行为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 ,传统的仅仅依靠社会性管制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做法已经逐渐失效 ,社会公共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股以政府管制为基础 ,结合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浪潮 ,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全球治理理论。这种包括政府社会性管制在内的多元共治模式必然以善治作为它的追求目标 ,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公正、全面、均衡的网络治理模式。我国要推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建立适应和谐社会需要的全新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公共治理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问题频发的体制性根源在于社会控制型的管理体制。追求社会的静态稳定不仅不可能,而且客观上积压了问题,激化了矛盾,不当的社会控制机制破坏了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错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导致了与民争利,僵化的职责同构的组织体制严重弱化了应急管理能力,碎片化的社会结构状况从根本上削蚀了社会的理性基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顶层设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将管理目标重设为动态稳定,将管理理念更新为公共治理,将政府角色转换为公共服务,将央地关系调整为地方治理,将社会建设为组织化社会。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道德维度透析

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对社会、对党自身有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党的执政目标充满立足于“为公”、“为民”的道德价值追求。能力建设体现着党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切,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伦理关系协调的需要。通过党内民主建设将党的执政行为纳入以民主和法制为准则的伦理轨道,这是规范执政党自身行为和理顺社会伦理关系的根本保证。     

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