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试点文件之变化思路解读及启示

2007年4月,最高院课题组八易其稿,起草了定性版的《量刑指导意见》.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究,考虑以定性分析法出台量刑指导意见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难以有效规范和统一全国的量刑活动,转而采用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方法于2008年8月完成《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08版本《量刑指导意见》).与此同...     

对量刑规范化的考察与思考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重要的司法改革项目，对刑事审判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量刑规范化并不等价于量刑数字化，应该注重定量与定性分析的协调，并理解“同案同判”的本质，同时加强量刑程序的完善。     

量刑信息系统建构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

量刑信息系统收集和整理大量的既往判例以供法官搜索与待裁量案件最相似的生效判例，并通过查看这些生效判例量刑因素的类型与范围、量刑因素对量刑的影响情况、量刑结论分布状况、对应判例的具体案情等信息，最终在综合法官量刑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最适合待裁量案件的量刑结论。这种参考既往量刑信息为待裁量案件提供指引的系统，较早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日本、爱尔兰、以色列等国的相关司法领域运行，并均对量刑平衡的实现颇有助益；中国司法实践采纳成文量刑指南为基础的量刑模式已有十余年，理论与实务对此褒贬不一，类案检索制度与智慧法院建设的落地，为量刑信息系统的构建提供了规范依据与技术支撑。通过建立以量刑指南为本、量刑信息系统为辅的二维体系，可以充分化解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等弊病，同时还具有保障指南合理适用率、为法官提供借鉴量刑经验之便捷渠道、为量刑指南主管部门提供实践量刑信息三大功能。在量刑信息系统构建初期，宜将量刑评议表与生效裁判文书作为信息的基本内容；而在延展效能上，应通过量刑信息系统建立起量刑与监狱资源动态平衡的良性互动关系。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误区与正道

对抗化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效果不尽如意,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制度改革所赖于支撑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认为,量刑制度的主要问题是量刑程序不公正,解决之道是借鉴英美模式,建立对抗式量刑程序。然而,真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乃至广泛质疑的是量刑不均衡与量刑僵化问题,这主要是实体法问题;认为英美法系在传统上采用对抗式量刑程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英美法系量刑制度与实践的误读。未来的量刑制度改革应以实体性改革为主,程序性改革为辅;而在量刑程序改革方面,不宜大改,可以小改或微调。     

对量刑制度的理解与评析——以盗窃罪为例

刑法主要研究的是犯罪与刑罚的问题,而对于刑罚的研究离不开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以及量刑幅度适用的探讨。因此,犯罪事实与法定量刑幅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对量刑制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何确定影响量刑的犯罪事实,以及如何根据犯罪事实,确定合理的量刑幅度;并在此基础上,以法定刑为基础,根据量刑情节合理的调整量刑幅度,最后确定宣告刑。我国的量刑制度有合理的根据,但也有其不尽完善的地方。本文在参考美国《哥伦比亚高级法院自愿适用量刑指南》的前提下,以盗窃罪为切入点,对我国的量刑根据和情节进行合理的分析比较。     

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量刑是在正确定罪的前提下,依照刑法关于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理性评价案件确有的各种量刑情节对于处罚轻重的影响力,据以在法定刑范围内或者法定刑以下,依法对犯罪人决定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或者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诉讼活动。由于量刑是对犯罪人进行生杀予夺的重大问题,涉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所以应当以特别审慎的态度和精密的逻辑思维,去追求量刑的最佳适度。无论是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律师针对检察官的量刑诉求进行“量刑答辩”,还是法官根据法庭调查和辩论所作出的“量刑判…     

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书讯

由苏惠渔、张国全、史建三合编的《量刑方法研究专论》一书,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研究》课题的一项阶段成果。此书收录的论文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既有量刑方法的宏观研究,又有具体犯罪如何准确量刑的微观研究,可参考性强,具有应用性与学术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解构——量刑规范化的科学基础探究

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刑法现代化的发展，量刑的内涵也随之发生诸多变化。其中，量刑之“量”并非只是“量化”，而是“裁量”；量刑之“刑”并非只是“刑罚”，而是“刑事责任”；量刑之“过程”并非只是宣告刑的裁量，而是宣告刑等（如处断刑、执行刑、免刑）的裁量。这些变化，既是刑法现代化在量刑问题上的客观反映，也是量刑规范化的现代科学基础。在当前量刑规范化探索中，量刑基准等的正当性问题之所以遭受普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对以上变化的弱视。     

关于确定量刑基准方法的新思考

作者借助刑罚轻缓化这一司法理念在审判实践中的量化,在量刑基准理论中引入了“刑罚轻缓平均浮动系数”这一概念,从而对量刑基准点进行了大致、直观、科学的判断,提出了确定量刑基准的方法,即以“谦抑中间格”方法确定犯罪的量刑基准。     

香港与内地毒品犯罪量刑比较研究

为打击毒品犯罪,香港以立法中的《危险药物条例》和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准则为基础,发展出了一整套针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模式。香港的毒品犯罪量刑模式具有灵活、统一、适应对新兴毒品犯罪的量刑及符合现代刑法理论发展等诸多特点,值得内地借鉴。     

从量刑建议权的价值取向谈如何开展量刑建议改革

当前,法院自由裁量权日益扩张,已出现了可能被滥用的危险。开展量刑建议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加强对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与制约。规则、机制和能力缺陷是制约其价值充分实现的三大障碍。量刑建议改革应当围绕构建抗诉、量刑建议、宏观监督“三位一体”的量刑监督工作机制,以营造量刑建议改革环境、加强量刑规则研究等为重点,积极有效地开展。     

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争议及启示

在美国,量刑证明在无标准到低标准(即优势证明标准),再到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争议不断.目前在美国形成了以"低标准为主,高标准为辅"的量刑证明标准模式,但仍存在某些问题尚未解决.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与争议表明量刑证明标准的设置受以下三方面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程序法因素,包括程序价值目标、程序运作方式;二是实体法因素,包括刑罚目的观、刑罚性质以及量刑实体规范;三是对量刑及其程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量刑与定罪相比的重要性的认识、对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规范差异的认识.对比考量这些因素在我国的状况,我国应在培养量刑程序价值观、更新量刑程序模式设置、转型刑法目的观、配合量刑实体规范、厘清定罪与量刑关系、反思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规范差异的前提下,对于量刑证明标准进行规范设置.     

量刑庭审程序的制度建构

量刑程序是实现量刑公正的程序进路，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继承了大陆法系传统，将定罪和量刑混合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重定罪轻量刑的认识误区。英美法系国家独立的量刑程序对我国量刑庭审程序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在我国现有司法资源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庭审程序才是理性的选择。     

量刑的模糊评价研究

模糊性和因模糊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法律模糊性内在表现为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的边缘不清,甚至法律内部诸如民法与刑法,行政法与刑法也并非泾渭分明.其外在表现为法律立法语言模糊不清,存在诸多“半影地带”,司法判决理由模糊.模糊性给司法带来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量刑失衡的问题.我国受“重定罪轻量刑”的刑法思想影响,加之司法不独立,其人事、财政均受制于行政机关,且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因而量刑不均衡表现尤甚.为了更好地描述量刑中的模糊现象,根据量刑中存在的模糊性问题,提出基于模糊评价方法来解决量刑失衡问题,以强奸罪为实例,通过对案例进行考察和研究,从中提取强奸案共同的量刑情节和权重值,建立了基于模糊批评方法的量刑系统,实证研究发现,该模糊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减小量刑失衡问题.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之省思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量刑建议的效力延展至审判阶段,约束庭审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由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扩张适用,其对程序公正与量刑公正均产生了连锁影响。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牺牲了被告人量刑听审与量刑辩论权利,加之检察官担当审判之前的量刑法官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力,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刑事程序公正有一定的反向阻力。同时,由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尽责尽职进行量刑调查,更难以全面考量兼顾所有的量刑因素,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很难完全体现刑罚公正。法院在个案中应当启动必要的庭审公诉审查,庭审阶段也应赋予法官充分的变更起诉罪名与量刑权限。设定科学的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合理赋值等改革举措,有利于回归诉审制约与实现量刑公正。     

从量刑基准到基准刑:量刑方法的革新

量刑基准的内涵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量刑基准通常是针对抽象个罪予以确定,并将适用于个案或者作为法官对个案量刑的参照物。量刑指导意见认为脱离具体犯罪事实去寻找量刑基准不符合法官量刑思维,在方法论上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主张结合个案具体犯罪事实分步骤确定作为量刑情节发挥调节功能的基准点,该基准点即量刑指导意见中基准刑。基准刑作为区别于狭义量刑基准的概念的一个范畴,其提出有一个过程,并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基准刑概念的提出使量刑步骤得以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从量刑基准到基准刑的转变,反映出我国量刑方法的革新。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的约束力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在一审法院根据量刑建议作出判决后又以量刑错误为由提出二审抗诉,这种量刑类二审抗诉具有显著的发生概率小但负面后果大的“肥尾风险”特征。化解该类风险的关键在于确认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具有约束力,同时明确例外情形。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具有契约性,契约应当遵守原则要求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具有约束力;其次,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类二审抗诉具有救济功能,这种制度功能决定量刑类二审抗诉应受量刑建议的约束;最后,量刑建议的约束力问题内含众多冲突利益,利益平衡的合理性价值要求赋予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约束力。但是,根据任何人不能从不当行为获利的基本原则,在被追诉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量刑建议、不履行认罪认罚契约义务时,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不具有约束力。     

量刑的价值判断与公正量刑的途径

量刑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量刑的事实判断以犯罪的主客观事实为基础,量刑的价值判断体现国家和社会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特殊需要。《刑法》第61条规定的是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根据,在价值判断上有所缺漏。量刑的价值判断与规范判断并不相同。影响量刑的非规范性价值评价因素主要包括:情势变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犯罪人的家庭、生活状况等。公正量刑的途径在于: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适时调整量刑的依据和标准;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程序机制。     

论如何做好新时期量刑建议工作

量刑建议从进行试点工作起就引起了理论界的激烈讨论，在量刑公正迫切的要求下，检察系统、法院系统也推动并实行了量刑改革，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量刑建议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我国现实的刑事诉讼构造下，发挥好量刑建议工作的作用，是实务部门直接面时的问题。本文将探讨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现状，指出量刑建议的本土化困难，在此基础上讨论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探讨量刑建议制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贯彻落实，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时新时期如何做好量刑建议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