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毒驾规制的行政法反思

毒驾问题是继醉驾问题后又一个公共话题。在未经由行政法规制而将毒驾直接入刑的做法是与现代刑法谦抑主义相悖的,基于此,我国毒驾规制采用行政规制手段,并体现在事先性驾驶禁止的法规范之中。这种"以权利换管理"的规制模式直接违反我国《禁毒法》的相应规定,且对毒驾问题采用行政事先审查办法予以解决,这不符合行政许可的一般法理,也不符合实践的发展需要。因此,毒驾规制的重心应当实现从行政事先强制性禁止向事后的行政严惩转变。     

“毒驾”行为犯罪化的合理性辨析

毒驾"行为犯罪化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但"民意"的呼声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毒驾"行为犯罪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原则,无法实现刑法的功能,操作上具有复杂性。"毒驾"行为是表象,吸贩毒行为才是本质,"毒驾"行为犯罪化实属本末倒置,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惩治并非常见的"毒驾"行为,也无法实现期望中的社会效果。在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基础上,完善相关道路交通行政法规,并辅之以既有的刑法规定,应能满足惩治"毒驾"行为之需要。     

吸毒驾驶相关立法现状及完善建议

吸毒后驾驶行为（简称毒驾行为）是指非医疗目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后（查获时毒品检测呈阳性）驾驶机动车的行为^[1]。当前,我国因毒驾导致的各种问题正逐渐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社会焦虑感日益增强,严重威胁着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国关于毒驾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毒驾入刑”仍在论证中,具体的处理程序、法律责任等尚不明确。本文就我国吸毒后驾驶相关的立法现状给予总结,并借鉴我国酒驾相关立法的规定,科学分析我国毒驾相关立法完善的难点,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     

智慧公安背景下毒驾防控对策研究

以智慧公安引领的新一轮公安信息改革为公安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推进警情预测、感知防控、精准打击和便民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当前毒驾问题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在智慧公安背景下,综合运用新一代公安信息技术,多维度思考毒驾防控措施与对策,对于实现毒驾行为可防可控具有现实意义。     

“吸毒驾驶”入刑及其关键问题探讨--以醉酒驾驶作风险比较和刑事侦查作操作考量为视角

由“吸毒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呈日益增长且难以遏制的态势。针对“吸毒驾驶”日趋严重问题，公安机关在推动“毒驾入刑”和查处“吸毒驾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国务院在关于《禁毒法实施和禁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也曾建议《刑法》增设“毒驾罪”。2011年我国出台《刑法修正案（八）》，把醉酒驾驶规定为犯罪，与“醉驾”相比，“吸毒驾驶”对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更大。本文以同醉酒驾驶作风险比较和从刑事侦查作操作考量为视角，对“吸毒驾驶”入刑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论述。     

论多次盗窃的认定及数额的计算

比较修订前后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盗窃罪中增加了多次盗窃的认定标准。多次盗窃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多次盗窃由于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具有了固定的含义。广义的多次盗窃对其数额如何计算,不仅是简单的数字运算,而是对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量与质的综合评价,这种评价既要体现立法的原意也要符合刑法理论。     

行政许可制度的刑事保障问题探讨

刑法对违反行政许可制度行为的规制,首先要求行政法与刑事法均具有明确规定。关于两种法律规定如何衔接,不仅要从字面文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更应从行政与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考虑,才能准确界定被许可人违反许可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基于行政法所具有的服务功能,行政许可虽然形式上体现为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控制,但实际上是为保障权利更好的行使,因此应淡化许可的禁止色彩,不能简单参照行政许可的立法设定范围来确定刑事入罪的范畴。     

谈我国刑法中的人权精神

就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而言,人权作为国内法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宪法之中。同时,在其他的部门法中,也有不同角度的体现。如,刑法第2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     

浅谈监守自盗犯罪的正确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监守自盗犯罪,并使其与盗窃罪区分开来,是我们运用法律武器,准确地打击犯罪所必须认真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国刑法对监守自盗犯罪没有单独规定。只是在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中规定,监守自盗犯罪要依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论处。但是,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中没有对监守自盗犯罪做更多的说明,而是在贪污罪的基本特征和概念中为监守自盗犯罪的性质提出了理论规定。所以要想正确地认     

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修正论——“毒驾”入刑之再提倡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只将“醉驾”与“飙车”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之中,显然,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无法涵盖所有应当处罚的“危险驾驶”行为,“毒驾”行为入刑势在必行.对于“吸毒”的主观界限,应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吸毒”内涵保持一致,也即既包括出于非医疗目的也包括出于医疗目的而使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对于“毒驾”行为的入罪标准,选择“零容忍说”较为恰当,即只要驾驶者吸毒,不论其体内毒品浓度,一律可以入罪.     

试析老挝刑法对毒品犯罪的惩治

1990年老挝政府把禁毒条款写入刑法,2001年对原刑法中有关禁毒条款作了适当修改补充。特点:1.惩治目的明确;2.刑度适中,体现宽严相济;3.罪名较齐全,提高量刑幅度;4.将劳改规定在刑法主刑中;5.区别对待原则。     

罪犯医疗保健标准初探

为罪犯提供医疗保健是监狱的法律责任,体现了国家对罪犯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然而,监狱应该为罪犯提供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法律规定却语焉不详。监狱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就会承担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制定罪犯医疗保健标准要从实际出发,现阶段我们只能为罪犯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在完善我国的监狱立法之前,根据监狱法的规定,监狱可以先制定一个合理的标准。     

浅析双重罪过

双重罪过是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规定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双重罪过的定义及犯罪种类,但是我国现存刑法中有几类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并存即双重罪过的犯罪。实际上,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隐含了双重罪过如何定罪量刑的规定,为了避免条文的不必要重复,不需要再对双重罪过作出规定。     

刑法价值新论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实体法,固有其体现普遍的社会价值的必要.然而,刑法要从其性质和人们的需要出发来界定自己的价值,以社会价值为目的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文认为刑法价值的动态体现是刑法的作用;刑法价值的静态体现是刑法的原则.但刑法的作用、刑法的原则本身并不等同于刑法的价值.     

大陆法系国家赌博罪之比较

我国刑法将赌博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是合适的,但是,对赌博罪的规定宜具体化。我国没有规定普通赌博罪,但仍可从国外刑法中得到相关启示。对为聚众赌博而聚集赌徒的行为,可直接依我国刑法处理。在开设、经营赌场罪中,对“赌场”的理解不能照搬国外刑法理论。在常习普通赌博罪中,“常习性”应属于犯罪行为类型。同时,常习累犯不应再依累犯加重处罚。“常业”在我国刑法中属于定罪要件,“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不属于集合犯。     

男性性自主权的刑法保护研究——兼论强奸罪的立法完善

对人们性自主权进行有效保护应当是当代立法维护人格尊严与基本权利的必然选择,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刑法》只确立了对女性性自主权的保护而忽略了男性性自主权保护的问题,体现在具体规定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强奸罪的被害人只能是女性而不可能是男性。实际上,就域外刑法有关强奸罪的规定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作上述狭隘的界定。为此,需要修改现行《刑法》,将男性性自主权也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     

教唆型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

教唆犯问题历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主要因为对其定罪处罚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体现很少，如何能做到罪行相适应，这是困扰我国《刑法》适用的一个难题。教唆型情节加重犯，这更是正确适用《刑法》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大陆法系共犯概念之比较研究

我国刑事立法是直接将共同犯罪限定于故意犯罪范围 ,而台湾刑法、澳门刑法没有规定共同犯罪概念 ,理论上认为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某个特定犯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在狭义上使用共犯术语 ,因此 ,往往没有规定共同犯罪的概念。尽管存在上述差别 ,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都注意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共同犯罪中的体现 ,并且在共同犯罪内涵认识上 ,都体现了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     

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理性检讨

世界各国刑法中多将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加以犯罪化且规定为侵犯公民性权利的严重犯罪之一。我国的刑法仅仅只将强制猥亵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犯罪化。但是,现实中已经出现的“同性相奸”行为无刑法条文可适用的现实已经凸现出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局限。因此,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进行理性的检讨并对其进行完善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刑法“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目的之现实体现。     

论中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兼论新《刑法》第18条的完善

原因自由行为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国传统刑法学中没有这一概念,但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我国刑法中。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作出全面科学的规定。我国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应采取总则立法模式。建议删除刑法第18条第四款,设专条予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