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安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优化路径

社区治安是社会治理的安全基石。有效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关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安治理新格局,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崭新而高级的治理形态,协同治理成为提升社区治安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以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以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可发现我国社区治安面临社会组织自主能力孱弱、协同制度缺位及催化领导不足等现实困境,亟须培育社会治安力量、完善协同制度设计、强化催化领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商对话、利益协调、资源共享和协同行动等长效运行机制,推动社区治安协同治理持续良性发展。     

社区治安韧性治理：行动逻辑、能力指向与实现路径

韧性治理是风险时代寻找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治理理论。将韧性治理引入社区治安治理,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逻辑,契合社区警务的内在发展要求,符合新时代多元主体合作的基层协同治理模式。社区治安韧性治理目的是促进韧性能力提升,这些韧性能力包括社区治安的预防力、自治力及学习力。从主体韧性、技术韧性和社会韧性3个层面入手,构建社区治安共同体,夯实组织基础;运用治理技术,提供科技支撑;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社会环境,促进社区治安韧性能力提升,实现社区治安韧性治理。     

警务合作网络:类型及关系联结——基于A市两个街道的实证研究

社区警务源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的警务改革,是在对传统的快速反应与强力控制警务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警务模式.[1]这种模式体现出警察与社区在维护社区安全与稳定、预防犯罪的新型合作关系,在社区警务诸多主体中,社区起到核心的作用,[2]从而一改警察在社区治安秩序供给方面的独一地位,勾画出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图景.我国社区警务的建构方式主要是政府组织、警察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社区警务网络的行动者,在治安行动中强调资源与信息的共享、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建立起横向与纵向关系相互交错的网络状社区治安模式.     

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解析

在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上存在着多种矛盾和冲突.警察和社区居民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警民联合设计、生产、供给、消费社区治安产品的内在的、基本的和持久的冲突源.在社区治安领域中,警察需要社区居民,社区居民也需要警察.警察与社区居民的相互需要是可以替代的,但这种"替代"是有限的.社区治安治理中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决定了警民间谈判协商的必然性.搭便车并非社区公众选择社区治安治理参与行动策略的唯一偏好的客观性,决定了警民向谈判协商的可行性.通过理性论证达成社区全体成员关于联合提供治安产品的共识和通过谈判协商促成社区全体成员亲身参与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需要高昂的交易费用.     

农民工治安参与的实证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愿意参与社区治安活动,有一半多的农民工不愿意参与,约10%的农民工对社区治安工作不了解,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没有参与过社区治安活动,有38%的农民工具有参与意识,约40%的农民工缺乏参与意识,只有少数农民工参与了社区的治安活动.城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因素对农民工治安参与有一定影响.其中,农民工的经济地位、社会融合程度、参与意识以及社区组织支持程度、警民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治安参与有较大影响.     

社区参与和社区治安——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的实证研究

社区参与作为社会资本测量维度的理论依据,为研究社区参与和社区治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京两个社区的调查数据和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存在此高彼低的问题,在活动参与、社区组织参与及社区组织成员参与等社会性参与方面,两个社区的参与水平均较高,而在决策参与、表达意见建议等政治参与方面,两个社区的参与水平普遍较低。社区参与水平与社区治安之间显著相关:社区参与水平越高,社区治安状况越好;反之,社区参与水平越低,社区治安状况越差。     

刍议社区治安及几个相关问题

社区治安在我国公安界还是一个新的概念 ,它的涵义是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靠社会力量 ,强化社区控制达到的一种社区秩序的状态。它的特征表现在主体的社会性、内容的综合性、时间的长期性、过程的动态性上。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有社区治安与社区控制、社区治安与创安工作、社区治安与社区警务等。     

安全,还是秩序——治安理论与实践之上位概念分析及选择

治安理论与实践的上位概念或核心范畴———能够规定、衍生治安学基本概念的范畴———是国家关于治安价值、政策、制度、策略、工具选择的理论逻辑起点。治安学理论研究状况凸显了我国治安学界在理论治安学构建方面存在的最需要关注的缺陷———治安学思想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上位的核心概念。安全是主体对客观的安全状态的反映。治安学论域的安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的非危险关系———社会安全关系,其典型结构形态是社区安全复合体。治安秩序是由国家安全政策、治安行政和刑事法律、法规所确定和协调的以社会、社区安全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外显形态。安全是秩序的实质内容,秩序是安全的规则形式,安全与秩序具有共在性。安全关系是治安领域固有的唯一的自变量,是划分治安秩序边界的根本依据。社会共同体及其主体间的安全关系行动有圈地自守型、攻城略地型、分工协作型和和谐发展型四种基本类型,分别决定着各个层次不同的治安秩序运行形式。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经验与改进路径——基于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思考

2020年暴发了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武汉构筑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公安机关以"当先"精神维护社会治安、基层社会组织全力以赴维护社区秩序、社区物业积极配合封控小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防控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经典模式。基于武汉应对疫情防控模式的经验总结,下一步应从法律完善、治理技术保障、激励机制保障、社会力量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多元主体参与治安治理的良性格局,为常态化防控提供借鉴。     

城市文明社区建设初探

城市文明社区是指以行政区划的街道(镇)为载体，以地域内的所有单位和居民的共同参与为主体，以提高社区成员素质为目标，以环境优美、生活安定、服务完善、风气优良、组织健全、治安良好、教育全面、文化丰富为特征，广大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基于大数据智能化运用的老旧小区治安治理理念创新与体系重构

当前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化为治安治理工作提供了方法和路径,公安机关作为治安治理的重要主体必须立足社区警务工作实际,使大数据与警务工作相结合、与社会治理工作相结合。以老旧小区智慧社区建设为实例,分析其挖掘和整合治安治理资源、为治安治理提供数据支撑、提升老旧小区治安防范水平的措施、经验,可以借此为加强老旧小区治安治理、推动公安基础和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提供实践参考和对策建议。     

社区涌动橄榄绿──上海黄浦公安分局社区警务活动札记

社区涌动橄榄绿──上海黄浦公安分局社区警务活动札记忻文轲，赵进一１９９６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针对辖区发展变化的治安形势，在全区大力推行社会警务活动，加强治安管理、治安防范措施，建立起具有黄浦区特色的治安主体防范网，从而在黄浦内掀起一股“社区热”...     

论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发展走向

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政府在社区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削弱了社区发展方案实施的主动性,降低了国家在满足穷人需要、发展和协调社区发展方案上的效率,难以真正推动社区发展。实现社区发展,需要实现社区参与,并通过社区参与重建社区权力结构,向穷人赋权;需要适当的社会动员,将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视为一项社会运动;需要把社区建构为国家治理单元,真正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治向治理模式的转变。     

城市化进程中城郊社区建设的多元主体及行动选择

当前我国城郊社区建设的一大困境在于社区建设主体不明、运行不畅,使得社区建设成效受到影响。居民及社区参与的扩大、社区党组织及功能的拓展、政府及主导作用的发挥、社区居委会及行政化的消解、企业及社区建设积极性的提升、民间组织及社区参与能力的挖掘,是城郊社区建设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共建共赢的行动选择。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治安调解概念新解

治安调解概念的通识与公安实践存在着差异,造成了人们认知上的困惑和实践中的彷徨。可从小治安和大治安两个角度理解治安调解的内涵,前者仅指公安机关(警察部门)为了防止纠纷带来的治安隐患而对纠纷进行的调解工作,后者是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社会主体为了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而对各类纠纷进行的调解工作。以当事人纠纷行为的法律形态为划分标准,治安调解的外延可分为纠纷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治安违法行为、当事人尚未构成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纠纷、纠纷当事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行为三类。治安调解应以公安机关为主导,其他社会主体广泛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安建设

社区治安建设具有"整体化""混合化"和"模糊化"等特点,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对于社区治安多专注于社区或治安之上,存在研究视角不够开阔和对社区治安重要价值认识不足等问题。运用"场域"这一社会学理论工具,可以深入分析社区治安参与和内部亚场域,构建出社区治安权力场域、信息场域和舆论媒介场域。社区治安场域概念的提出为今后的社区治安研究提供了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社区治安内部亚场域的构建为当前实践问题提供了相应对策,为实践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四个主体参与。如何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成都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在社区动员、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因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塑造社区认同感,激发居民主体性生成;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拓展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渠道;加快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