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

在美苏双方希望和推进战后经济合作的氛围中,苏联提出了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期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而美国有意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雅尔塔会议没有提出贷款问题,从而错过了历史最佳时机。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苏联对自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认知偏差,导致双方在贷款问题上长期交涉但最终未果。贷款流产成为苏联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美中俄——新的战略三角关系

冷战中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美中联合抗苏为特征的。冷战结束,随着苏联的垮台,中美苏三角关系亦一度不复存在。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美俄彼此关系和各自国内形势的变化,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三个大国——中美俄之间逐步形成了新的三角关系,且有中俄交好共同疏远美国的色彩,颇为世人注目。     

编者的话

正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正试图把东亚和欧洲地区推向新的冷战状态,这需要引起中国的重视。凌胜利从历史角度研究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所采取的"楔子战略"如何在避免两大国直接冲突的同时成功削弱了对方实力。作者认为,该战略的分而制胜特征对美国赢得冷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分析了其如何限制了苏联势力范围在拉美、中东和非洲的扩张,同时分化和离间了苏联阵营内部的中苏关系和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沈志华教授访谈

战时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内部的右倾变化主要是美国政治的自然走向,但苏联的一些做法加速了这个过程。苏联的外交言行不仅没有阻止美国国内对其不利的势头,反而刺激了美国右翼兴起。苏联拒绝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给整个战后国际秩序造成缺憾。冷战起源不只是安全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是安全问题,但恰恰是安全问题使得美苏走到了一起,并在一个体系内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经济问题其实是冷战起源最根本的问题,经济上不能走在一起,为冷战奠定了基础。1947年底,苏联先提出了两个阵营,这是政治上的主张;1952年又提出两个平行市场,这就是经济上的设计。苏联在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形成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而对立的基础是经济的切割。切割导致苏联后来错失战后发展机会。纵观苏联历史,苏联先后错失了三次改革的机会,为苏联解体埋下了根源。     

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的持续对抗,美苏在避免直接战争冲突的前提下都竭尽所能地采取楔子战略以分化和削弱对手。对于美苏双方而言,谁在分化和削弱对方阵营方面做得更成功,谁就更有可能取得冷战竞争的优势和胜利。分而制胜的楔子战略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法则之一。基于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等多重目标,美国不断采取楔子战略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削弱其已有的联盟体系。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主要聚焦于限制和弱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主线,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加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的国家的代价,或加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的利益分歧,使对象国履行联盟义务的意愿下降。具体而言,一是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阻遏其他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二是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加剧苏联阵营内部的困难。三是软硬兼施,将苏联的边缘盟友拉入美国战略轨道。基于战略利益、战略阻力、战略资源的差异性,美国在世界各地采取了语言、经济、政治、军事等不同类型的楔子策略。美国的楔子战略在分化中苏同盟、离间苏东关系、限制苏联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地的势力扩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美国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苏联对战后经济重建的思考——迈斯基关于战后英、美经济政策的报告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在构建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安排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非常关注在战后同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战后美英经济政策的报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制订出来的.在这两份报告中,迈斯基对战后美英的经济政策以及苏美和苏英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关于苏联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构想,对当时苏联领导人在战后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构想与苏联领导人在战后初期奉行的大国合作战略以及关于国内经济重建问题的一些思考是一致的.     

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

大国战略稳定框架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由于美苏冷战的结束 ,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 ,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政治基础已经消失 ,理论基础也不再适用。但由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和条约形成的对各国有某种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在冷战后时期仍然在世界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对促进核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有重要意义。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建立新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势在必行。中国主张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应该成为这种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     

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核战争准备(1960～1969)——基于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考察

基于冷战对抗与遏制的对华安全观,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约翰逊政府,面对致力于发展核武器进而拥有了核武器的中国,美国在其以对苏联为主的核战争框架内,秘密设计了以战略核打击为主干的对华核战争预案,这就是极隐秘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美国谋求基于美军的核力量优势,在中美两国的大规模冲突中,先发制人对华发动核打击或动用核反击来毁灭中国的核武装及城市人口,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的实力与潜力。即便美苏爆发战争而中国并不参战,美国仍计划全面毁灭中国,阻止中国在美苏战后成为仅存的工业强权。这种乖戾的进攻性思维及深刻的疑惧心理,在美国对华核防务及宏观战略框架内从未消失,并对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赢得冷战的制胜砝码:楔子战略——评《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

正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全面持续对抗,不过最终却以苏联令人意外的解体而宣告结束。关于美国赢得冷战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从内外角度都有阐述。对于美苏双方而言,各自庞大的联盟体系是支撑它们进行旷日持久的冷战对抗的重要力量来源,因而谁在削弱对手联盟体系方式做得越好,谁就越接近冷战的胜利。为了实现削弱对手联盟体系的目的,楔子战略的使用不可避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凌胜利博士的专著《分而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下)(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美国及其盟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为了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昭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的理念,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 美国及其盟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为了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昭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的理念,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东北亚地区目前形势与中韩合作

东北亚地区目前形势与中韩合作韩镇涉一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大变动，其深刻程度超过了战后任何一个时期。为了适应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世界化、多极化、经济力量政治化等新的形势变化，亚太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进行战略调整。目前是调整战略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