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三个代表"的理论是我们党顺应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的又一次理论创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大理论形态.这个理论把我们党的过去、现在、将来贯通起来;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贯通起来;把共产党员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具备的政治理论素养、科学文化水平和道德要求贯通起来,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把党建设好作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回答.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看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不断发展的时代特点来探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重心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十三大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一次飞跃;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使全党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则在坚持"南方谈话"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可以看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与时俱进.     

加强和谐社区建设实现新跨越

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社区在加强社会管理、服务居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深刻阐述了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我们做好社区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要求。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当前,我们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迫切需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试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着力点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中央根据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目的,在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使我们党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执政使命.建设学习型政党,要求把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在增强党组织的学习力、创新力、领导力和发展力上下功夫.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演进

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理论,在文化建设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关于文化发展战略的思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考察这个生动的发展演进过程,深刻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对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探索及其成果,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学习型政党建设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建设学习型政党不仅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条件.建设学习型社会是一场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学习革命和教育革命.在我国要推进这场革命,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难以进行的.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中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使我们党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担负着重要责任.     

增强'走在前列'意识争创一流副省级城市党校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时期,党中央对于浙江的发展寄于殷切期望.今年年初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继续走在前列.明确而具体地要求浙江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按照胡总书记的要求,浙江省委把增强"走在前列"意识作为推进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宁波市委也提出,在贯彻三个"走在前列"要求中,宁波要发挥领跑和示范的作用.     

新高度新要求新举措——十八大报告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论述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从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始终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在党的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反腐倡廉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举措,为我们党进一步搞好反腐倡廉建设做出了新的部署.     

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刍议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框架.作为国家社会资本重要的一部分,非制度性权威时执政党和政府来说至关重要.文章指出非制度性权威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本,从结构、功能的角度以及执政党执政的基础等方面分析了其重要意义.文章认为,非制度性权威是执政党的基础和建立一个有效政府的前提,增强和培植非制度性权威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是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问题辨析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中,普遍地出现了一个"中产阶 级"。"中产阶级"实质上是一个由介于资产阶级和传统产业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或集团组成的松散集合 体。从阶级属性来看,"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绝大部分应属于无产阶级。"中产 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体,它处于不断的分化与流动之中。作为不同于传统产业无产阶级的新型雇佣劳动者, "中产阶级"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阶级论"到"人本论"

文章在分析"阶级论"提出原因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从"阶级论"到"人本论"转折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这一转折反映了国民愿望,社会要求和时代呼唤,意味着"斗争哲学"转变为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哲学,意味着对社会主体的看法从以一个阶级为社会主体转向以全体人民为主体.文章认为从"阶级论"到"人本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社会;只有当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见物为见人"、以人为目的的时候,人才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和谐社会视阈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内涵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任务的提出,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增添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概念,理解其实质内涵应当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即党的阶级基础、党的建设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包括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发展壮大其力量、增强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凝聚力、从工人阶级中汲取提炼党的先进意识等.     

反右派运动与阶级斗争扩大化

反右派运动的错误实践把知识分子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人为地树立了阶级斗争的对象 ;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转变为对右派分子的人身斗争 ,形成了对“人”斗争的形式 ;使人民内部矛盾转向了敌我矛盾 ,改变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提法 ,从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上产生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内容的左倾错误的起点 ,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产生的起点。     

中国阶层哲学研究探析

一、阶层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 以哲学的抽象来研究和关注社会阶层的变化，对其思维方式、价值意识形式进行理论性的研究，构建有研究特色的中国阶层哲学，不仅对于结合社会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解决阶层矛盾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统一思想，建设社会主义，解决社会群体矛盾，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农村“新”成分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新"阶级成分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些"新"成分主要包括新富农和新中农。相对于旧成分而言,"新"成分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经济涵义和更多的政治涵义,因此得到了政治上的不同待遇。"新"阶级成分的认定和对待,反映了土改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老区土改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     

五四时期知识阶层的人数与分布

五四时期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构成当时的知识阶层.从社会现代化的视野研究这一阶层的人数和地域行业分布.可以为五四时期以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材料.五四时期的知识阶层包括曾在科举制度下受过旧教育的人、在各类新式学校中接受过教育的人、归国留学人员、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和中学在读生,总数在140～150万之间,占全国人口的0.3～0.4%.京津(包括国立、京师、京兆、直隶)、江浙、中南(包括湖北、湖南、广东)三地区人数即达75万.大多分布在教育界、政界、军界、农工商实业界,小部分人从事新闻、出版,或是自由职业者和革命者.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两种不同方法的比较研究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是社会主体结构分析的两种不同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其特殊的价值意义和适用范围,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应科学地把握它们各自的规定性,并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加以应用。     

"四清"运动中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在"四清"运动中,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越来越严重,除了"反修"斗争的推动外,也与各地的夸大汇报以及典型夺权经验的推广是分不开的.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是上下互相推动的结果.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外,那些汇报虚假材料、制造所谓"典型经验"的各级领导人,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出现,与我国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干部任命制度是分不开的.要从根本上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和干部任命制度的改革.     

“浮夸风”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浮夸现象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它的表现，在古代为官吏们好大喜功的自吹自擂，在近代为“大跃进”时期创造的“早稻亩产824525斤”的人间神话。浮夸的实质是一种在经济学中称之为机会主义行为的东西，具有横向成网，纵向成链，“双管齐下”，立体交又的深刻制度背景，它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解决、遏制浮夸风滋生蔓延的途径，就是要将市场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通过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人们自身的逐利行为引向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