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汉书·刑法志》评析

秦汉时期，中国在法哲学和法律注释学发展的同时，对法律史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除了分散在一些思想家的论著中的零星成果之外，①还推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汉书·刑法志》。一《汉书·刑法志》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年）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继...     

《汉书》校勘札记

对《汉书》的校勘,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清代学者王先谦汇集诸家之说,撰成《汉书补注》,在《汉书》的训诂、校勘诸方面,创获颇多。解放后,中华书局以《汉书补注》为底本,广取景祐、汲本、殿本、局本以资参证,并吸收了近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又一次对《汉书》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整理,使标点本《汉书》成为目前最通行的本子。前人对《汉书》的校勘,纠正了书中的不少谬误,大大方便了读者,但其中似乎仍有校     

《汉书·五行志》考论

班固《汉书》创设“五行志”一目 ,集先秦两汉阴阳五行灾异学说之大成 ,对后出史书多有影响 ,而近现代学术界对之评价较低 ,重视不够。本文通过对中华书局标点本存在的标点、校勘问题和《汉语大词典》与《汉书·五行志》相关的立目释义和书证问题等的考查 ,认为对“五行志”一目的设立及其价值应当重估 ,在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过程中 ,应重视“五行志”的文献价值     

《汉书》整理平议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是人们学习和开展《汉书》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权威文本,但这一古籍整理典范之作仍有不少疏漏。从古籍整理规范角度出发,对点校本在底本文字校勘方面予以考察,便发现其中尚存在着径增、径删、径改、径移、文字处理失范等问题。     

《报任安书》注释疑义讨论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于《汉书·司马迁传》与《文选》卷四十一。由于《汉书》与《文选》成书年代不同,编纂体例相异,再加上久经流传写刻,因此两书所载文字颇有异同。总的说来,《汉书》所载比较接近原本。这是因为《汉书》作者班固上距司马迁为时不远,又当过兰台令史,掌管皇家收藏的图籍,有可能得见原本或较早的抄本。而《文选》“此篇原文多经后人增改,当依《汉书》参校”(见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下·文选》     

咸丰帝“考”出思想家

清朝咸丰年间,吴县（今江苏苏州）有一个人中了进士,以翰林编修进入南书房任职,类似于现在的书目编辑.一天,咸丰皇帝询问他：“你闲暇时常用什么方式消磨时间？”这人回答道：“我闲暇的时候读《汉书》.”恰巧咸丰皇帝当时也在读《汉书》,听到他的回答很高兴.因此便谈起书中说诗解颐的内容,谁知这个人原来并没有读《汉书》,一时间惊慌失措,答不出皇帝的问题.咸丰皇帝顿时感到非常恼火,命令他回到原籍读三年《汉书》再来复职.     

汉科考略

科是汉代的法律形式之一 ,在汉魏法律体系转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法律史学界 ,对于汉科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一直存在争议。依据《汉书》和《后汉书》中翔实的史料 ,可以证实汉科的确实存在。科和比不是一个事物 ,而是从律令中衍生出来的定罪正刑之法。曹魏以及蜀、吴的科皆是对汉科的继承。     

论上请

上请是指由于身份等原因,司法官无权对这些罪犯作出判定,而只能弄清案情并提出审理意见,上请皇帝,由他直接作出终审判决的规定。上请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早在汉代就已有上请,《汉书》在多处记有关于上请的实例。《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七年(前199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上。”《汉书·刘屈(?)传》载,汉武帝征和二年(前139     

中国古代刖刑初探

刖刑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残酷的肉刑。《国语·鲁语》:“中刑用刀锯”。《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引韦昭曰:“锯,刖刑也。”《易·困》虞翻注:“断足曰刖。”《周礼·司刑》郑玄注:“刖,断足也。”《左传》庄公十六年和《汉书·刑法志》中,杜预和颜师古都分别解释为“断足”,可见,刖刑就是截去人的下肢的一种刑罚。     

二十世纪中国法律史学论纲

<正> 中国传统法律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古籍《尚书》中已有法律史方面的专门叙述和评论。《汉书·刑法志》已是关于法律史的专门论著。自《汉书·刑法志》起,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多有刑法志方面的专门内容。《通典》和《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史书中也有法律史方面专门记述,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律学家对历代法律的考证解释和比较研究,已使传统法律史学初步改变了作     

论汉代法制中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法制中则较早见于汉代。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是古代处于主流的统治思想,以民为本、爱民存民是其核心内容。在《汉书·刑法志》中,重民思想崭露头角。汉律通过年龄限制减少了刑杀,而且其减罚慎刑,导民相爱,突破了前朝法例,重民思想展露无余。其实通过社会根源我们会发现重民思想重视于汉代自尤其历史必然性。虽然尚有局限,但不可否认其深远之影响。     

王先谦《汉书补注》评述

王先谦〈1842——1917年〉,清末民国初年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多。《汉书补注》是他的重要著作。自汉以下,注释《汉书》的人很多。唐颜师古集东汉至唐初诸家注释作注,是集大成之作,“然未发明者固多,而句读(讠为)误,解释踳駮之处,亦迭见焉”。宋明以下续有注释刊误     

《法经》考辨

《法经》的真伪,是当代法制史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在过去,有关这一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史籍中有关李悝制定《法经》的说法是否可信。日本学者仁井田陛在三十年代撰写《唐令拾遗》一书的序论中说:“目前还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认为魏文候时李悝撰定而流传下来的《法经》六篇,是首创的法典。其依据的资料是《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唐六典》注以及《通典》的记述。但是,《史记》、前后《汉书》等对此并无只言片语。”戴炎辉的《中国法制史》一书也认为,“通说以为,这部《法经》六篇,系我国最古的法典,但有力学说,则以为甚有可疑。盖《史记》、前后《汉     

《申鉴》中的法律思想述评

荀悦(148-209)东汉末期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所著《申鉴》五卷，“其所论辩，通见政体”，大多是针对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重大问题而发，集中表达了他的政治法律主张。本文试就《申鉴》一书，对荀悦的政治法律思想做一初步评述。     

古人以洗澡防考试作弊

在史书中，沐浴总是与“斋戒”、“更衣”连在一起，放在皇帝登基、臣属朝见、祭祀庆典等重大活动之前，以体现庄重肃穆，堪称是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但笔者极是怀疑，古人对洗澡这事，似乎从政治上抓得比较紧，生活上抓得比较松。比如《太平御览》引自《汉书》的“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黄老思想的法哲学高度

<正>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四篇,合抄在一幅宽帛上。这四篇古佚书的篇名是:《经法》、《十六经》、《称》、《道源》,这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帛书把《黄帝四经》写在《老子》的前面,是第一次发现的黄老合卷,抄书的年代断定是在汉文帝初年。这正是西汉文景之际(前179-141)被推崇的     

《汉志》“小说家”试释

《汉书·艺文志》始立“小说家”一门,录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论述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天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掇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又引如淳注:“《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据此,今人往往认为《汉书》所谓“小说     

我国古代的“律博士”和“律学生”

据考证,我国早在秦始皇时就设有博士,但不是学位,而是官名。《汉书·百官志》里说:“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律博士”是博士的一种,也是官名,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中写道:“自魏置律博士一官,下及唐宋,或隶大理,或隶国学,虽员额多寡不同,而国家既设此一途,士之讲求法律者,亦视为当学之务,传授不绝于世,迨元废此官,而法学自     

從杜周的專行看封建主義法制的影响

杜周与其子延年是西汉著名的律学家,《汉书》专为之立传。杜周所著称《大杜律》,杜延年所著称为《小杜律》。大小杜律对两汉、三国、两晋都有影响。杜周在两汉的名气很大,其律学影响也颇为不小,是封建律学家和执法者的代表人物。杜周的“大杜律”早已散佚,不仅全豹,一斑也无从查考。仅在《汉书》中保留了几百字的言行录。但是,这短短的数百言,却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封建法制的端倪。杜周在汉武帝时开始作过廷尉张汤的“廷尉史”,因为“奏事中意”,很得武帝的赏识,被信任重用。张汤死后,继任廷尉。廷尉是汉朝最高审判官,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院长。杜周的为人不好多     

杨鸿烈其人其书

本文在对我国 2 0世纪上半叶著名法律史学家杨鸿烈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的基础上 ,着重对其三部代表作《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和在学说史上的贡献作了阐述 ,并就中国现代法律史学如何走向繁荣发表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