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视野下完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思考

随着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迅速推广,行政调解以其独特的功能价值和职能优势而日益成为倍受人们青睐的纠纷解决方式,确立了其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行政调解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行政调解在制度供给、组织设计和实际运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指导,通过加快行政调解立法、扩大行政调解范围、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建立专门的行政调解组织等措施完善行政调解制度。     

对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考——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人民调解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调解经费保障不力、调解员队伍结构尚待优化、调解协议的公信力有待提高,调解手段的创新性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因此应准确定位人民调解工作性质,在"大调解"工作体系构建中确保人民调解的自主性和多元化,建立合理的经费保障机制,动员与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大调解”衔接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

梁平在《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建构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在探索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索“大调解”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参考。     

荷兰经验：江苏高效规模农业的借鉴/荷兰与江苏的相似之处

荷兰是西欧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人多地少，直到20世纪50年代国内农产品尚不能自给自足，但后来却创造了农业致富的“神话”，取得了农产品出口世界第三的奇迹。江苏的省情与荷兰的国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温家宝总理去年7月在江苏视察工作时指出，荷兰与江苏存在着相同点，要把发展高效规模农业当作“三农”工作的重点，明确指示我们发展农业要向荷兰学习。     

根治“医闹”问题的法律对策

医闹是指在医疗纠纷发生后,为获得医疗赔偿,患方单独或患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冲击医院及医疗人员,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冲突性事件。尤其是职业医闹的行为往往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应从制度和法律两个层面入手,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     

论我国环境资源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两型社会”的构建为背景

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是我国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健全和完善现行的环境资源纠纷解决机制是当前建设"两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在分析我国环境资源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司法解决机制、私力或社会解决机制的现状和缺陷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完善现行的环境资源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构建"两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实施“一体化警务”机制建设的思考——以浙江省平湖市为例

“一体化警务”是指围绕统一的警务目标,以情报信息建设与应用为主导,通过一定的机制调整和制度创新．高效整合内外警务资源．实现警务领域高度贯通、警务效能大幅提升的现代警务新机制。实施“一体化警务”机制建设．对于加快警务转型升级、提升城乡防控能力、整合群防群治资源和强化公安履职能力建设等都具有重大意义。“一体化警务”建设要创特色、见实效,重点在于全面统筹,关键在于系统推进,要打好组合拳、找准着力点、增强持续性、推进长效化、提升精气神,并使之转化为服务“平安建设”的具体实践,着力打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美国公权力监督中的“收银机”机制借鉴

美国的宪政体制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与监督的“收银机”机制,有效地维护美国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机制为我国改革和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从建立权力运行的阳光机制、健全利益表达和申诉机制、强化权力制约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建立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进行了探讨。     

转型期中国的中央权威：挑战与回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

维护中央的权威，是现代中国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中央权威临来自国际国内、内部外部所未有的重要挑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论证，使得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有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即实现了政治理念全面系统的创新，表明中央权威在层次上实现了完整化。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及论证以前相比，在维护中央权威上显然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大学生“村官”的长效培养机制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大连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这一决策,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还缺少一种长效的培养机制。因此,我们应结合大连的实际,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科学化的长效培养机制,不断实现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良性循环。     

政府与第三部门相互关系存在的问题与破解——以广州市为例

在广州，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尚未实现良性互动，存在互信机制缺失与互动机制扭曲的问题。互信机制的缺失与政府对第三部门认识上存在偏差、第三部门在现实层面上缺乏能让政府产生信任感的能力和行动展示有关；互动机制的扭曲，就政府方面而言皆因制度缺失、利益纠缠和激励缺乏所致，就第三部门而言是由于使命感淡薄和独立性不足所致。要促进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良性发展，必须破解这些难题。     

完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问题的思考——以武汉市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为例

“第三方评估”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现在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中“第三方评估”是主要形式之一。武汉市的行风评议工作,在极大地促进了政府部门政风行风转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评议主体与被评对象信息不够对称,“第三方”一定程度地被动参与、形式参与,《问卷调查表》设计不够科学,“第三方”的构成职业比例不够科学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进一步实施政务公开,加大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分类管理,增强《问卷调查表》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科学组织,提高“第三方”参与评议的能力;以“第三方评估”形式,促进政府专项工作的开展。     

“第三方机制”不能包治百病

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需要解决好信任问题。社会上关于引入第三方机制的呼声高涨,有其复杂成因,但其中有许多问题确实不是第三方机制所能解决的     

“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社会政策及借鉴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从传统福利社会向＂第三条道路＂模式的成功转型,得益于对全球化时代和人类共同命题的适时应对。＂第三条道路＂理论通过修改补充价值观、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福利制度、走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道路。对其社会政策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为二者有着共同或相似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样需要避免＂福利依赖＂问题、科学发展观把＂第三条道路＂提出的国家应承担的环保国际责任完成了具体实施、科技创新要以人为本,体现民主等方面＂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政策都有借鉴意义。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机制建设探究——以中山大学“青马工程·中大100”计划为例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是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目的是在广大青年中培养一大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此,我们从高校开展"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必要性分析出发,以中山大学"青马工程·中大100"计划为例,总结其组织机制、培养机制、保障机制、反馈机制和跟踪机制,以提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未来推进的方向。     

关于“三项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三明市公安机关为例

三明市公安机关在"三项建设"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以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筑牢稳定防线,以改革侦查破案机制提高打击能力,以信息化建设推动现代警务机制的日益形成,以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以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增强公安整体素质,改善公安工作环境。坚持改革创新,精细运作,突破难点,务求实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和"三项建设",全面提升新形势下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杜桥派出所“四理”调解工作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积极探索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机制,形成了以“四理”为核心内容,派出所、司法所、法庭、国土、城建、工商等职能部门和各办事处、各村（居）共同参与的大调解格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要使调解工作高效开展,在组织形式上要突出权威性,在运作方式上要突出联动性,在管理模式上要突出规范性,在工作制度上要突出责任性。     

地方政府深化“治庸问责”的制度路径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在制度主义的视角下,"治庸问责"的实践与探索是地方政府的一场自我革新与治理过程,它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又存在着一些亟须突破的制度瓶颈。因此,必须推进制度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完善制度结构,优化制度设计,与体制内相关制度有机对接,以继续推进"治庸问责"的深化,实现制度供给的均衡。     

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分析——以“第三域”理论为视角

有限政府的建设离不开对政府自身职权和职责的科学定位,行政学、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和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等诸多学科对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问题都有所关涉。"第三域"是相对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存在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作为以"第三域"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尽管源起于西方,但它同样可以作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现象的一种工具。有限政府的建设在本质上就是要科学解决政府角色定位问题,这要求政府必须处理好它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从"第三域"理论视角对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进行分析,有利于在有限政府建设的传统分析框架之外寻求其他的理论资源和路径设计方案。     

推进“基层和谐促进工程”之思考——以宁波市为例

宁波市推出的＂基层和谐促进工程＂,由市综治组织具体实施,秉承了＂枫桥经验＂的时代要求,以和谐促进会等社会融合组织为依托,以各类和谐促进员队伍为主体,通过实行社会管理终端化、力量整合兼容化、诉求解决初始化、工作保障常态化,构建起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应对复杂形势的长效机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