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与嬗变:整体性治理中国化的行政伦理忖度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滋生并呈现出激化态势,我国正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以解决当前困境。整体性治理作为西方社会新兴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其所倡导的责任意识、注重公民需求导向的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策略对我国政府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将整体性治理理论本土化必须考虑到本国国情,尤其是在行政伦理层面,包括与传统政治文化、制度体系现状、发展前景的适配性考量以及相应的嬗变路径研析。     

治理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化重建

"治理"一词在西方的兴起发端于发达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其模糊、宽泛而又富有弹性的词汇在跨学科研究中,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但其研究可以被划分为主体、形式和目标三个视角。传统中国语境下,治理更多强调治国理政的道理,其目的在于维持帝国的秩序。梳理治理这一概念在当今中国的发展,相比于西方语境下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治理,中国学者则更强调其背后隐含价值理性,即多元化、多中心和广泛参与的精神。在未来的治理研究中,应当融合治理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超越西方治理的理论预设,并且不夸大治理的效用,建设与治理相适应的制度,实现符合中国现实的治理和善治。     

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与目标模式

当今世界范围内,治理和善治理论已成为行政改革的全球性、国际性话语语境和分析背景,其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正在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导性话语和有效的分析范式.着眼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在治理理论的语境和分析范式的解读下,新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应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公共性与治理性有机统一的公共治理型职能模式为目标模式.     

实证法作为良善之法的法理构成分析

以法的实践为目的导向,应将法概念的问题限缩为实证法概念的问题,由“法是什么”转向“实证法是什么”的问题。因采用概念定义分析方式难以对实证法概念作出有效的回答,故应采用法理构成的分析路径。实证法具有规范性、时空性与实效性的特征。实证法概念本身的法理构成要素应当包括权利、权力、义务和法治,这四个维度之间具有关联性,且法治要素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其既作为一种精神理性可以确保实证法体系的良善性,又作为一种制度体系与规范环境可以确保实证法体系的有效运转与解释判断,从而确保实证法在整体规范层面的良法善治。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技术、制度和转型范围三个分析维度,以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为参照,数字化转型基本遵循了技术迭代赋能、制度完备性增强、转型范围逐步扩大的理论路径,呈现出信息化政务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场景型敏捷智治和全景式城市善治四个递次演进的具体阶段。在进化动力学视角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以需求动力为前提,由技术支撑、资源投入、制度设定、目标引领、组织保障和环境倒逼等多重动力因素共同推动。面向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应当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理念指引,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提升制度体系水平以及培育数字治理能力,增强城市数字治理有效性,实现城市善治。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     

论法治化的善治:渊源、内涵与过程

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即治理和善治理论,开始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并被认为是替代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新思想。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治理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必然选择。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善治是以法治贯穿其全过程的,善治和法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在分析善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善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之必然性。并结合法治化的善治的过程研究,认为实现法治化的善治是走向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

完善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国家目标追求,越发需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规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彰显中国智慧的制度设计,以其政治效能、共识效能、整合效能及制度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定向、善治、聚力和规范等独特而又强大的制度优势和制度功能。我们需要聚焦到国家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源头性和规范性,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也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我国的政党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更好转化。     

西方国家警务协同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以赋能授权式多元化警务、问题导向式社会面协同警务以及责任共担式第三方警务为代表,形成了具有不同内在机理的警务协同治理模式。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从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视角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警务协同治理,对当前中国警务协同有借鉴意义。我国的警务协同治理要对政治制度与政府体制、政治认知与社会心理、社会资本与志愿精神等要素构成的差异化社会背景进行充分检视,从而寻找警务协同治理的路径与策略。     

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治理——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在介绍治理——善治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中借鉴这一理论的理论上与现实上的必要性,并提出治理——善治理论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最后,指出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借鉴这一理论时应注意区分西方国家"治理"与发展中国家"治理"的差别,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等问题,只有找到二者的契合点,中国才能真正地步入现代治理社会。     

公共治理：文化为什么是重要的?——兼论中西文化特质差异对公共治理的影响

在公共治理中,研究者和实践者往往更关注制度和技术的作用。然而,作为文明结构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对于治理的作用是深远和持久的。公共治理的价值和目的是塑造文明,实现善治,而文化在文明体系中起到了文明之魂魄的作用,其提供了社会普遍的基本价值体系和行为约束,也驱动控制着制度和技术的演化方向。纵观古今中外,好的公共治理无一不以积极向善的文化为内在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依然要以构建积极的文化精神为必要。从中西方的文化比较而言,中西文化中皆有勤劳、勇敢、简朴、节制、追求美德等精神。中华文化形成了崇道向仁尚和的同心圆结构,西方文化则更加注重理性分辨抗衡,这驱动了数千年以来的文明和治理演化分野。从未来人类发展来看,在现代经济社会科技的驱动下,人类文明的大交融是一种历史必然,中华文化和谐包容向善的精神对于形成多元交汇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治理模式,具有积极的价值。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基于双案例的思考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治理和善治有赖于高度的公民参与,协商民主是通往治理和善治的途径。浙江省温岭市以民主恳谈为基础的基层治理制度以及广东省河源市以网络问政为基础的地方治理模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新探索。两地实践表明,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要建立起完备的参与制度,同时必须保证民主协商的有效性,最后,协商民主不能仅仅倚赖某个政府领导者,而必须成为对各级政府的普遍性要求。     

善治视域下民间规范的价值定位和正当性基础——以地方立法权扩容为基点的分析

地方立法权扩容是一项兼具国家立法性质和地方治理特征的治国理政新举措,是实现民间规范和国家法良性互动的重要契机,也是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推动地方治理走向善治,逻辑前提是必须阐明民间规范本身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善治建构过程中的价值定位和正当性基础。民间规范不仅为多元共治提供制度供给,而且为地方立法提供经验性参照。民间规范的正当性源自其效绩和内在文化证成的道德性。     

电子治理: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本文在对电子治理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的基本要素,对电子治理对实现城市善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电子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治理的透明性、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成为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善治理念对政府管理改革及其路径选择的启示

“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以此为座右铭的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对全球治理、国际政治、国内行政以及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良好的治理”的善治理念及其要素则对当代中国的政府管理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善治标准为标竿的政府管理改革,实际是政府、社会、公民以达成多元共治的良性互动状态,建构多元共治网络为目的的递进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提升政府信任机制,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是政府管理改革的路径之一。     

公共治理长效机制的建构逻辑

长效机制是一种在公共问题长期稳定存在的状态下,以既有治理结构为基础,以实现可持续性绩效为目标的规范治理模式,具有稳定性、规范性、韧性和工具性特征。长效机制的建构包括发生情境、过程模型、运行要素三重要件。治理问题具有长期性与稳态性、治理结构具有绩效基础与转换空间、行动者具有强大行动能力与资源,是长效机制建构的情境条件。长效机制的过程模型包括情境识别、结构转换、机制优化三个单元,建构长效机制需要首先识别问题与情境的匹配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目标转换、结构调整和功能补正将既有的治理结构转变为机制模型,最后通过机制创新和资源供给来补正机制的有效性损失,并经由制度和规则的固定完成机制的优化。长效机制的建构依赖动力要素、衔接要素、协调要素和保障要素的共同作用,从而保持各个单元的有效运转。     

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以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蕴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良法善治。     

数据价值释放的理论逻辑、实现路径与治理体系

释放数据要素潜能的政策设计需要基于数据要素的经济属性并遵循数据要素价值形成规律。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属性以及价值实现过程显示,开放共享是基础前提,数据驱动的创新是根本驱动力,匹配的治理体系是制度保障。数据价值释放应坚持分类治理的导向和采取多轨并进的路径,以促进多源驱动的数字商业创新。数据价值释放的治理制度体系应重点加强促进数据价值释放的基础性政策供给、创新数据市场化配置与交易机制、完备数据价值释放的治理制度保障。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