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 ,他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本文从史料的思想来源、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史料观的特征和影响等等角度较全面地分析了梁启超史料观的结构与功能 ,指出梁启超的史料观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其史料观在当时具有开拓性和进步性 ,对当代治学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陈寅恪“神游冥想、了解之同情”的史学意蕴

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上提出了"神游冥想、了解之同情"的思想,它不仅是针对哲学而言,也是针对史学而言。它既是一种史学境界,也是一种史学方法。正是凭借这一治学思想和精神,陈寅恪才在史学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孙皓晖“历史观”批判——《祭秦论》批驳系列之序言

孙皓晖颂"秦(始皇)"、尊"法"、批"儒"的"历史意识",并不满足于小说、电视的扩张,更要把它架设成"国家话语权"与"核心价值体系",以理论化的方式塑造"民族新灵魂"。既已散布于"公共空间",就必须为之诘问辨析:孙氏的"文明史"主旨是否符合史实,有多少曲解与偏颇?他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建设与公民意识的培养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本"《祭秦论》批驳"专题系列主要是写给中学老师的,以史实辨证为主,引伸到历史观与史学方法论。因为孙氏之论的危害,涉及到治学方法与思想偏向。激进的"文革"思维幽灵仍在游荡,史学工作者有义务为不熟悉那段历史的青年教师与中学生做些力能所及的醒世提示。     

写在《临城劫车案》一书出版之际

《临城劫车案》是一本以亲历、亲见、亲闻——“三亲”史料为题材,反映1923年发生在津浦线上重大劫车案件的珍贵史料专辑。这部约20万字的专辑,是由枣庄市政协文史委经过长达10余年的收集、整理、研究后,从众多资料中精选而成的。编者力求通过这些史料,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以秉正之笔书历史之实。这一方面是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光荣使命,另一方面,可望能为史学界、文艺界及广大史学爱     

大师,独立之风骨

正"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29年,史学大师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作纪念碑铭,其中深刻阐述了作为士人学者应有的傲然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情殷殷,其言切切,大师之范,令人仰佩;大师之格,令人动容。穿越岁月长河,如今,这句箴言依     

乾嘉考据学的传统与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

乾嘉考据学秉承“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讲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在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且深刻影响了近代学术，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据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与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乾嘉考据学的求实方法、求真精神和批判意识，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以史料考证为基础，详尽占有史料、严谨考辨史料，同时根据时代变化，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现代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应用研究

现代史家从史学角度考察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与其自身浓厚的文学修养息息相关。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碰撞交融的时代文化氛围中,现代史家从不同的理念出发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成因各自做出了不尽相同的阐释;在对文学作品的具体运用上,现代史家主要围绕考证具体史实、反映社会风貌、探索历史人物精神世界三个层面具体展开;从现代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中,可以大致管窥到现代史家不同的治学风貌及理念,同时也对文学研究的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坛呼唤史学评论──读《史学与史学评论》

历史学研究如何推进？从内在条件看，有若干十分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史料。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筑在可靠的、新鲜的史料基础上；有重大史料发现，就会有重大史学研究的成果。二是方法。研究方法对于史学探讨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今电脑的广泛使用，绝大地提高了史学研究的效益，提高了其科学性和正确性。但仅此还不够。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源，就是史学评论。诚然，史学评论有优劣之分，但好的、优秀的史学评论，对史学的发展，确实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读了霍林东先生的《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这样的感觉更深…     

浅论史料与治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历史学是建立在史料学基础之上的,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对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同时史学工作者本身所具备的素养也是治史所必备的条件.本文结合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之观点,对史料、治史和史学工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论述.     

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是研究我国文史学的基础──纪念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

张舜徽（1911．8．5－1992．11．27）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他一生独著45种，主编7种，论文、演讲辞150余篇，总计800余万字，其内容涉及文字、声韵、训治之学，史学，经学，周秦诸子，清人文集笔记，校做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使他成为一位“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①的文史大家。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和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时，常常强调：研究本国文史之学，先要打好文字、声韵、训治之学的基础，如他在1981年8月5日写的（自强不息，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沪一文中说：前人称文字、声韵、训桔之学为小学，…     

“实学”:清初“文治”语境中的关键词探究

清初知识界所普遍遵循的弃"虚"蹈"实"治学风格,是在文化统治阶层与文化受制阶层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发展壮大而成。因此,欲对这一时期"实学"学风的形成过程有一准确认识,必须结合清初"文治"的学术语境及官方所倡导之"崇实尊经"的历史场景加以研究。顺治、康熙两朝的"文治"策略不仅顺应了明末以降知识界"实学"理念不断深化的学术趋势,同时也驱策清初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通经"以"明道","明道"以"致用"的治学道路。而其中"经世致用"的内涵则经过顺、康两朝官方所倡导的"实学"导向,最终蜕变为狭隘的"资治"目的论。     

《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内容极其丰富,颇多精当之论,予后人以极大启示,爰至晚清,尚无全面超越之作,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不过,此书虽然主观上想作分门别类的论述,但仍呈现多学科内容混杂之特点,反映了古代学术不专的情况。     

谢默斯·希尼诗学的逻辑辩证与价值维度

谢默斯·希尼以一种带有现代文明的眼光试图找到语言与历史的根,冷静地挖掘品味着爱尔兰民族精神。面对爱尔兰文化与英国文化、爱尔兰人身份与英国人身份的矛盾,希尼在其诗歌中展开了一条自我挖掘、自我救赎之路。诗人通过他熟悉的生活,不停地"向更深处""挖掘"爱尔兰的传统"民族历史"政治和宗教冲突的根源,在后来他通过构建"字母——符号"平台,找到了解决民族性矛盾的途径,唤醒了凝结于土地下的爱尔兰民族历史。他的诗歌彰显了爱尔兰民族精神内在的张力与力量,把爱尔兰民族精神的"荒芜之地"变成了"重生之地",最终让爱尔兰民族精神像"带着露珠的空壳一样重新出现"。最终,诗人希尼自己也完成了从"丰饶角"到"空壳"的自我"纠正"之路。     

先秦视阈下的《尚书》历史思想

《尚书》是华夏文化最早、最重要的文献载体之一,反映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历史,是先秦时期华夏文化的第一次凝聚成书。探讨《尚书》历史思想与先秦历史思想潮流及整个先秦历史文化的关系,非常必要。《尚书》历史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中国特色和先秦文化印记:它是中国原生本土文化中"王道"文化的最早体现,是史官文化的孑遗;受到周人文化的改造;带有明显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色彩和实用理性精神。这一切,与西方史学的类似思想范畴相比,有相当大的差异。《尚书》历史思想在中国历史思想史上具有肇始之功,影响极为深远。     

文化自信观的认知及其培育

随着文化自觉、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不断显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观应运而生。这种文化自信观,是基于文化自觉之上以文化自信为心理表征的本土文化观,是集文化自主性、特色性、包容性和发展性认知于一体的整体文化观。在认知文化自信观的过程中,我们要辨析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消费主义为代表的几种不良文化思潮,并协同推进"自信之根、自信之魂、自信之体、自信之力、自信之器"五位一体自信观的培育。     

冯天瑜先生对湖北史志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当代名家云集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界,冯天瑜先生尽管一向以奄贯宏通、大气磅礴的文化史著述饮誉学林,然而在治学方法上,由于他一直遵循宏观把握与微观辨析相结合的理路,这一理路不仅体现在他撰文著书的风格上,也体现在他对研究题目或研究领域的选择上,所以在某些方面冯天瑜先生也有不少专深精细的研究成果。如果说,中国文化史著作展现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把握,那么,对湖北地方史志的研究则是他运用微观辨析的方法,从区域剖析中国文化源流、特点的途径之一。     

试论孙中山先生的道德文化思想

孙中山先生一贯重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化,并把道德文化的建设提升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他在<民族主义>一书中说:"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孙中山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开创了近代中国政治历史的一个方面.孙中山先生关于道德文化的许多思想,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政治标准

中国传统史学及史学批评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基础上。其史学批评有政治标准,有学术标准。政治标准主要有:史学要为封建统治服务;合符封建伦理道德;合符经义;以君主的是非为标准等。在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关系上,总是以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对于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关系的认识、处理,既要从历史、现实出发,也要从长远、未来着眼。     

大师,严谨之态度

正"立身求作万矢的,著论当为百世师。"这是梁启超在学术上的追求。作为曾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位大师,梁启超在探求中国社会改良道路之外,在治学为师方面同样辉耀后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人生最后的36年间,每年平均写作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其思想、文风对中国近世之文化走向启迪     

鲁迅之死——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书中以亲历亲闻披露了许多有关鲁迅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一章谈到鲁迅的死与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有关,此事在读者中引起关注。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他的病由须藤治疗。或许疗效不显著,也曾有友人劝他换位医生,但鲁迅没同意,以为须藤在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即为前辈,资格老、医术好,了解他的病情,还是让他继续治疗,就这样延续下来。直到1936年10月18日弥留前还勉力写给内山完造一便笺:“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周海婴先生对他提出了种种疑点,这在鲁迅研究上是个问题。为探讨这一谜团,也为了存一时之故实,我们除了刊发周海婴先生的《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一文外,还拂去历史的积尘,从故纸堆中找出了须藤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以及许广平认为“不符合当时治疗实际情况”的病案,全文迻录,以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