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心防心治新模式研究

心防心治的社区治理模式的特色是以柔克刚,化解社区社会矛盾。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是由公安、民政、医疗、教育、司法等部门分头合作,组成一个服务体系,重点为社区的学校、家庭、企业提供心理服务,培养学生品德,帮扶社区特殊人群、弱势群体与老年人。心防心治社区治理模式的运行需建立专业工作人员队伍,采取实体、网络等形式去开展工作。同时,开展工作时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完善服务工作规范,提高服务人员的能力,突出服务特色与多样化。     

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三治"融合路径的实证研究

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关注的重点,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本文从风险治理视角出发,以Z市某市政道路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项目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识别该项目的 社会稳定风险.结合实证数据可知,当前社区面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分散治理现状.原因在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微观层面...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路径

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在理念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但在犯罪防治方面也存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指导下进行完善,通过完善社会共治法律规范、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共建涉案财物追缴退赔机制、共建联合维稳工作体系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全民共享。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之实践路径——以泉州市为例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充分表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的关键领域.泉州市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明显上升,但实践中依然面临权责不匹配、财力不足、人才资源不充分等困境.为此提...     

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蕴、逻辑与路径研究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是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有力抓手,也是基层治理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本文基于嵌入式治理和适应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意蕴、逻辑机理,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权威性参与、思想性参与、责任性参与和日常性参与四种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以期未来为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治理违章应“治民先治吏”

行人闯红灯、翻护栏该怎么罚？25日，在广州市交通秩序整治大会上有官员提出，“要用足用好现有法律，一种手段处罚效果不理想，就用另一种手段处罚。最好罚他一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就没人再敢违章了”。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逻辑进路、时代内涵与路径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主体复合多元""全民共建共治共享""上下有机互动""政府平台保障"的基本特征。因此,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重点,以提升公众参与意识为关键,以夯实法治保障为根本,是新时代打造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不断提升新时代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工作 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作出新贡献——2020年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工作要点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深化提升的重要一年。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工作总的要求和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论电子政务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认为当代社会治理离不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套社会网络运行模式。电子政务一直被人们看成是处理政治、社会群体相互间关系领域的虚拟政治—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和运作模式,同时由于电子政务在社会网络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它实际上还充当着社会治理基础平台的角色。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电子政务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在整合多元价值和利益,推行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重构政府形象,推动公共服务创新和降低治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     

论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检察机关来说,参与社会治理既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和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是检察机关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位于社会治理一线的基层检察机关,应通过发挥现有职能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所涵盖的社会安全机制构建当中去,在犯罪预防的微观机制中定好位,发挥应有的职能。     

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再审视——兼谈公司治理的社会嵌入性

近年来,随着机构投资者规模的不断壮大,学界越来越关注其参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作用,在对策建议层面也多以放宽法律限制为重点。面对现实中层出不穷的内生问题与外在瓶颈,必须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发挥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全方位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二元共治

互联网通过虚拟技术使人们实现了一种独特的在线生存的基本样态。它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互动范围,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形式,形成了网络社会独特的时空观、权力观和人际观。中国当下坚持的集权主义、行为主义和国家主权的网络治理逻辑,正在受到技术的严峻挑战。网络技术逐步生成了一种网络自主空间,并形成了一套以技术编码和自治伦理为主的技术治理方式。技术治理方式区别于以国家为核心的法律治理方式,甚至在某些场合对法律治理方式产生制约。人们需要运用法律蕴含的价值和法律治理的有关手段,对技术治理进行有效归化。技术治理水平的提升,又为法律治理手段、边界和治理结构的调整提供动力和可持续的约束力。正确处理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二元共治结构,是提升中国网络治理水平和能力的前提。     

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自国家运用刑法统治社会以来,先后出现了"决断论"、"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虽然这三种刑法观在我国当下的刑法实践中都有所展现,但是"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还没有得以充分展开。为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必须提倡规则、决断、秩序"三位一体"的刑法观。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文义解释的地位来深入贯彻"规则论"的刑法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化区域刑事立法和引入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使"秩序论"的刑法观得以有效展开。此外,还要求在刑事立法层面突出"秩序论"思维,在刑事司法层面注重"规则论"思维。     

通过司法的治理——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刍论

社会管理在传统上一般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能,政府是单一的管理主体,因此社会管理与社会统治或社会控制意义相近。但现代管理理念上,社会管理则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对除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外的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和服务活动,社会管理的目的,     

乡村治理"三治合一"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我国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自治、法治、德治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联系,然而在实践中,乡村治理"三治合一"面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村民利益表达不畅、新乡贤作用发挥有限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以自治为核心赋予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