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道德境界的多重性——以孔子“仁”学思想为例

由孔子发展出来的仁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孔子那里,作为儒家理想道德人格基准的仁与人的具体德性品质和才性品质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即仁必藉后者方能显现自身,而后者亦必依仁方能成全自身。在此基础上,儒家道德成就乃表现为一个个逐次发展的阶级,其道德境界呈现出明显的多重性。此一理解有助于人们深入领会儒家道德思想的系统性,避免极端化认识。     

孔子“为仁”解读——以德性与功利之间关系为视角

从德性与功利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一角度来分析,孔子的"为仁"蕴涵着三个层次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在这三个层次中,德性与功利之间的关系由紧张到缓和以至于最后融为一体,表明了孔子是以自己独特而精微的方式来处理两者在"为仁"过程中的关系.     

孔子“为仁”解读——以德性与功利之间关系为视角

从德性与功利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一角度来分析,孔子的“为仁”蕴涵着三个层次: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在这三个层次中,德性与功利之间的关系由紧张到缓和以至于最后融为一体,表明了孔子是以自己独特而精微的方式来处理两者在“为仁”过程中的关系。     

论先秦儒家审美理念的发展与演化——以孔子、孟子审美理念为例

本文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基础,梳理孔孟美学思想的关联与区别,并初步分析产生区别的原因,意在以此为例探析儒家美学思想在先秦的发展与演化。     

论“勇”——以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为思想资源

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不仅仅是善恶标准的混乱和模糊不清,更是追寻"自由"的人对自我道德能力的漠视甚至放弃."勇"是现代人鲜谈的德性,而恰恰这一"义理之勇"确证人的道德能力,成就人的道德实践,维护社会正义.以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勇"为思想资源,从而对"勇"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阐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底线伦理”辩护:论道德建设的以“退”为“进”

底线伦理从人的有限性出发,强调一种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世俗道德,从一种"神性"的道德高标"退"守属人的道德底线。它是对"革命"道德和"动员式"道德的反思、解构与超越,主张确定合理的、普遍平等的道德义务;它是对道德虚无主义的阻击,主张培养伦理底线耻感,践行基本的道德义务;强调社会底线正义以及政府的相关义务,有助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道德范式构建,实现社会道德进步。     

先秦儒家论辩思想的嬗变——以孔、孟、荀为中心

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从孔子、孟子到苟子的论辩态度经历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孔子不仅对论辩持消极态度,甚至对语言本身带有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孟子虽然擅长辩论,但他却强调是处于不得已而为之的境地。到了荀子,论辩不仅在文本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对论辩理论有了较为丰富的探讨。先秦儒家论辩思想的嬗变,不仅是先秦时期社会发展趋势使然,也是儒家思想体系内部张力所致。     

孔子的“忠恕之道”与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

“仁学”是儒家人学的哲学，“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伦理原理中重要的道德内容。孔子认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仁”，就是道德。这种儒家道德行为的主要实施方式即“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构建了儒家伦理型人学的道德精神体系，对充实个体道德精神、加强社会成员道德责任感以及构建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都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孔子的“素面”与“反骨”——读薛仁明《孔子随喜》

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很重要,也很尴尬。说孔子重要,是因为后人谈论中国文化,总离不开一个“儒”字。既说到“儒”,就离不开孔子。从儒家文化内部的演变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原儒”,还是后来标榜儒家文化理念却与“原儒”渐行渐远的理学家们,也都离不开孔子这位儒家文化的祖师爷。     

西方视野下的当代中国认知与传播——以史景迁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是具代表性的西方知识界当代中国认知,既能体现出西方学界数十年来对当代中国的认知趋势变化,又具备其突出的自身特点。史景迁的当代中国认知背后呈现出鲜明的"识古鉴今"逻辑线索,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其认知亦表现出从警觉担忧到审慎乐观的动态发展趋势。同时,史景迁还通过其特有的大众影响力对西方公众不断传播当代中国形象,展望中国未来。通过考察史景迁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与传播,我们能够获得通过"他者"反观自身的契机,同时对于当下历史语境中我们如何更好地阐述自身也具备启示与借鉴意义。     

“践仁知天”与“截断众流”——牟宗三对孔子“仁”与康德德性法则的比较

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牟宗三认为宋、明儒的“道德理性”有三层含义,即:由“践仁知天”对应一个圣者的生命人格而一起顿时接触到的道德性之严整而纯粹的意义;由第一层含义同时“充其极”,因宇宙情怀而达致其形上意义;同时即在“践仁尽性”的工夫中,表现此既独一无二又异地而皆然的道德性。他并主张,其中的第一层含义即能融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一切,亦即“践仁知天”即具有“截断众流”的能力。牟宗三并没有解决“践仁知天”如何“截断众流”,本文主旨即在对此作出解答。     

“优雅的中国人”——论辜鸿铭对儒家道德人格的新释

辜鸿铭是中国反思现代文明之负面性的思想先驱。"优雅的中国人"是辜氏针对现代文明物质主义的弊病所设计的道德人格,主要包含"仁"、"礼"、"智"、"义"、"孝悌"五种道德品质。他以儒家义理阐释西方文化,既是对儒家文化的新释,又为中西文化的双向阐发提供了一个范例。     

“性善论”与道德自我修养的提升——以伦理自然主义为研究视角

伦理自然主义以自然主义人性作为哲学基本前提,坚信人普遍具有内在的自然善性基础;人类的同情、互助的先天自然性印证道德自我善性的社会基础。性善论得到文化基因说的理论确证以及人类互助法则的支持。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的理念,传统文化重视反求诸己、返身而诚的道德修养求证之道,追求化德性为自然的道德境界。伦理自然主义是确证道德自我的本源价值与提升道德自我修养的重要路径。     

消极道德应成为推行个体道德的切入口——以中国式“荒岛承诺”为依据

人们大多将道德都看成是理想性的要求,但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不符合实际,道德分为积极道德和消极道德两种,对广大民众而言,后者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最新的社会调查统计结果为依据,以近似“荒岛承诺”式的情景案例分析倡导消极道德的必要性。     

略论孔子的“经”与“权”——以其是否许人以仁为例

综观<论语>一书,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就连对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仅仅说"其心三月不违仁",并不肯断言颜回已经达到了仁标准.但是,对被他批评为"器小"--既不节俭,又不知礼的管仲,孔子却以仁相许.在是否许人以仁的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孔子"经"与"权"相结合,既坚持原则又不排斥权变的思想.     

以“八荣八耻”为基石 构筑新时期道德体系的伟大工程

以"八荣八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坚持了道德的社会主义导向,实现了公民道德要求内容与形式上的科学创新,是新时期道德建设体系创新、整合与新目标确立的宣言,加速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的良性互动,推进了新时期新道德建设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论中国诗的文化之“用”——孔子论诗与王维诗之比较

中国传统诗歌就其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作用的性质来说，既有“积极”的“资源”，它催人奋发，自强不息；也有“消极”的“资源”，让人心平气扣，海阔天空。今天的传统诗歌阅读其实是对这一精神文化“资源”的取用，而深刻地了解这一“资源”则是“用”的重要前提。     

数字虚拟世界的伦理基底——以“VR性侵”为中心

在VR技术产生以前,数字虚拟世界中的“杀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足够完备的伦理辩护的,然而越来越拟真的数字虚拟世界给人类带来越来越真切的体验,使得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伦理边界变得不那么清晰,从而对传统的伦理系统与道德习俗形成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技术不仅让人具有了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且还让这个“虚体”与现实的身体“合体”为一个完整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虚体具有现实的道德地位。而虚体的道德觉醒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数字虚拟世界中伦理的边界依旧必须以生命体验与生活共在为基础。虚拟世界需要同现实世界以相互融合的方式来构筑起适合于数字时代的伦理底色与道德标识。     

论典型文学形象的社会传播路径——以五四时期娜拉形象的中国传播为考察对象

五四时期,以娜拉为典型的新女性形象的传播是文化精英启蒙女性、塑造新女性的一种重要途径。学者的译介使娜拉形象得到了荐推与阐释;大众媒介的多方位传播使娜拉形象得以强势宣传;文化精英的评论及中国＂娜拉＂形象的塑造使娜拉形象得到了升华。娜拉形象的社会传播路径不仅使娜拉形象成功实现了社会传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为文学形象的社会传播路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关于中国古代“讲武礼”的几个问题——以唐代为中心

中国古代军礼中有一项名为"讲武",起源于先秦时期,即《周礼》所载之"大阅",目前关于讲武礼的研究中一些问题还有含混之处,如对"讲武"与"讲武礼"的区分还不够明确、"讲武"与"貙刘"等礼仪之间存在的混淆等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厘清,此外以唐代讲武礼的举行情况为中心,对"讲武礼"举行的时间及程序、"讲武礼"的礼仪功能、军事功能及政治功能、此礼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变化及引起变化的原因等问题予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