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兵团监狱系统干部轮岗交流制度的完善

干部轮岗交流是一项技术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做得不好,容易造成班子不稳定、工作不连续、遗留问题多。因此,兵团监狱系统既要精心组织、大力推进,又要完善制度、健全机制,使干部轮岗交流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人性化管理与刚性管理的博弈：围绕目标,因势而为

管理所围绕的中心是＂目标＂,排除道德、政治等因素,检验管理水平的唯一标准,就是成效如何。因此,从某方面讲,管理就是一门围绕目标而展开的学科,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因势而为。     

师生共创:教师认知差异与行动取向的实证研究

师生共创作为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高创新创业项目和成果转化率、将高深学问转变为现实成果和技能的有效途径,具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创业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专业教育与创业实践脱钩、学生创业项目成功率较低等现实问题的功能。本文基于12596份教师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教师师生共创认知分析后得出,需要完善创新创业政策和体制,从而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进一步加大制度化和体系化建设、将师生共创与现有创业教育体系进行有机融合。以期达到明确师生共创的组织形式,强化对师生共创作用的认知和发挥。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表现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和毕业人数大幅攀升等。但与此同时,教育公平问题也日渐凸显,教育获得的城乡和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本文从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教育机会公平的宏观结构和制度性因素以及微观因素。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教育回报率的上升等结构性因素使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从而导致社会各主体在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一系列与人才培养和选拔有关的制度设置或教育政策强化了家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的决定性作用。城市或优势阶层凭借更丰富的各种资本,帮助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或升学机会方面取得胜利,最终导致受教育机会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不断加剧。结构性因素和教育获得的微观过程两者相互强化,陷入一种非良性循环的过程之中,最终可能带来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或两极分化的风险。最后,作者指出,制定合理均衡的教育制度和具体的政策,逐渐弱化教育的阶层再生产功能,是教育决策部门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代言到行动:教育底层研究的跃迁——弗莱雷对话教学思想的方法论启示

在教育公平的理论诉求下,面对底层群体的话语弱势,教育研究者选择以代言人的身份替他们发声,形成了教育底层研究的代言模式。由于研究者与底层群体间难以跨越的身份鸿沟,此模式内含着难以超越的逻辑困境。保罗·弗莱雷选择以解放教育介入底层社会现实,促进底层群体的意识觉醒,帮助他们成为具有发声能力的主体。基于对话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他赋予对话以人性化功能,构建对话教学并将其作为解放教育模式的核心操作手段。在对话教学中,研究者与底层群体都是主体,他们为认识和改造底层社会现实而合作。在教学内容的规划中,弗莱雷也实践了对话模式,创建了生成主题调查法。对话教学通过赋予教育底层主体性化解代言模式的逻辑困境。它不仅具有教育学意义,还为教育底层研究构建了一个行动模式。     

吴义伟:中国最悲壮的代课教师

2006年和2007年,记者持续关注湖南湘西代课教师群体的代表人物吴义伟以及偏远山区的教育。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美籍华人田文华援建了凤凰县一所乡村小学,众多社会爱心人士向吴义伟和他的学生伸出援手。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提出要将余下的全国44.8万中小学代课教师全部清退,吴义伟和湘西其他代课教师也在清退之列。近日,记者再次关注这个曾经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特殊群体,记录他们走下讲台后的命运。     

教师教育课程衔接:不容忽视的改革视域

课程衔接是教师职前教育课程建设的关键,也是当前课程改革亟待破解的瓶颈。深化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需要切实加强学科专业课程与教育专业课程、教育通识类课程与学科教育类课程、教育学类课程与心理学类课程以及教育理论性课程与教育实践性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贯通,重视引导并指导师范生在不同课程所激发和产生的学习经验之间加强深层次关联。唯此,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才可能真正促进师范生在职前专业教育阶段的学习效果最优化,进而达成教师教育的整体目标。     

指标最优:法官行动异化的逻辑与反思——以J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例

法官绩效考评制度建构的目的在于提高审判的质量、效率和效果,是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机制之一。由于该制度采用了自上而下设定指标(最优)的机制来加以推进实施,导致法官(院)自主性逐渐丧失。在指标最优的中轴原理下,法院与法官成为利益互惠共同体,法院渐渐地远离自身本质,使得法官的策略行动能得以展开,最终结果则是司法公正的丧失。为此,既有必要研究法官策略行动为何需要和如何得以可能的逻辑,也有必要对指标最优的中轴原理加以反思,并从法治理论构造角度出发重视中轴原理所具有的分析能力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