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通》在宋代的沉寂

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著。《史通》辨明史学源流,援经入史,阐明经史之异趣,史学最终从经学中挣脱出来成为一门与经学并立的学科。然而到了宋代,随着经学独大的学术格局再次确立,《史通》"援经入史"、"疑古惑经"等壮大史学谱系的努力受到宋人的普遍诟病,《史通》一书也遭到宋人的普遍排斥,一度归于沉寂。《史通》在宋代的沉寂与宋代经史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     

魏源学术思想探微

魏源在学术上的发展轨迹是由经学而史学,其成就不在经学而在史学。魏源以史学为经世之术,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之先河。魏氏治史以当代史为重点,由“考古”转向“究今”,继“浙东史学派”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向经学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异端”色彩。     

义经而体史:《春秋》经、史学性质之争的再检讨

原始史书《鲁春秋》为孔子的改造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体例基础。孔子对《春秋》的改造,赋予《春秋》思想诠释的多义和开放性,造就《春秋》性质的不同。在经学家的视野中,因《春秋》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文本的义理诠释传统,因而属于经学;而在史学家的视野中,《春秋》是一种史学体裁的起源,甚至成为一种史料。历代多数学者主张《春秋》包含经学与史学属性,二者不可截然分梳,故《春秋》具有"义经而体史"的性质。     

明初经学与《大全》的敕修

明初诸帝在经学领域尊崇朱学，《五经四书大全》的敕修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明初统治者在学术领域实行专制统治，在这种政治文化格局下，士人读经对前人注疏涉猎的范围十分狭窄，经学遂日渐疏陋。     

经学与文学交织的生动图景——评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体和核心地位,由研究儒家经典而兴起的经学则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门重要学问.20世纪70年代以来,儒家经学研究一改以往的沉寂局面而渐成显学,但大多从哲学或史学角度加以研讨.到20世纪80年代,众多学者突破对经学的单一性研究,开始把经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如经学与中国文化、经学与语言文字学、经学与史学等,第一篇探讨经学和文学关系的论文是殷绍基在1988年4月发表的《"经学"与文学》[《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由此掀开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序幕.     

唐代新《春秋》学的内在理路及其价值

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新《春秋》学,是在传统经学走入学术困境的前提下产生的。新《春秋》学尊经贬传体现了经学发展的转向,是其治经表现出来的特色和趋势,也是在尊王和义理思想指导下的必然,尊王思想和义理倾向是啖赵陆的对经旨的发明,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但更多是创新,会通和直寻是其治经的方式,是表现义理的途径。新《春秋》学正是在对这种经学发展的链条的否定与突破下树立了新的经世观念,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具有经学转向意义。新《春秋》学开启了宋明理学之先声,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积极拓展党史资政的思维与领域

一、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资政,顾名思义,就是为执政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借鉴。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关键是为谁资政。在中国古代,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清史研究一奇葩：《乾嘉学派研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陈祖武

陈祖武简介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祖籍湖南茶陵,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006年7月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史学组评审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主要学术专著有《清初学术思辩录》、《中国学案史》、《清儒学术拾零》、《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等。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等。     

构建中国西南民族史学的金字塔——写在《尤中文集》出版之际

<尤中文集>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中先生总结其近60年来研究成果的辑录.文集突出体现了尤先生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中国西南民族史方面)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对启发后学和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史学与经学之分途

试论史学与经学之分途李金河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自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始，经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奠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基础，班固撰《汉书》立皇朝史撰述“正史”的固定格局。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史学亦完全附翼于经...     

本期重点文章作者简介

周一平1949年生．扬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与沈茶英合著）、《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与王松合著）、《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研究9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瞿秋白与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     

关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

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观”一词后,学界纷纷对此书展开论证,众说纷纭,很难断言柯文史学思想代表当时美国史学思想的主流,但该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美国史学家实际上的学术思想.不可否认的是,该观点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书对指导和反思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笔者对该书的内容和影响稍作简要剖析.     

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的演变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两大演变趋势:一是各派史学的融合互流,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抗日救亡的需要。这种演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对以后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初史学风气之转变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隋代，经学与史学获得较大发展，学者治经，好自出义疏，特别是隋代学者好为新义，规过前人。唐初对魏晋以来的学术遗产进行了一场果断的整理，主张“远承汉学”“还依汉魏之旧”，以恢复汉代经典至上，质朴笃实的学术风气。唐代史学风气为之一变，继而对隋代吏学成就形成贬抑之势。     

张舜徽与20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

张舜徽是 2 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研究国学的重镇 ,在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经学、史学、子学、集学上都有广泛的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探讨了张氏“文献学”名目下的国学实质 ,以文言与札记为主、以白话与章节为辅的学术“话语” ,由小学入史学、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路向 ,以及作为 2 0世纪后半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     

“白寿彝学派”学人的理论追求

"白寿彝学派"是以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1909—2000)为领军人物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人群体,当今主要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构成。这个学派在学术理念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史学理论。他们在治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理论追求。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重视挖掘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中的理论内涵;重视史学史研究中史学方法论的改进、提高,善于转换研究思路和视角;在史学史的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积极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些优长使该学派在当今史学史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     

皮氏《书》学成就及其式微之因

杨树达先生曾推尊皮锡瑞云:"乡先辈善化皮鹿门先生,博闻强记,经学湛深,为吾湘二百年来所仅见",其今文《尚书》学为晚清学术之瑰宝,皮氏融合各种辑本,全面疏证《尚书大传》,明定条例,还原汉代《书》经。清代今文《尚书》学之研究,至皮氏达峰顶,为后人讨论两汉经学、思想发展,奠定了详审健全的资料库。然因晚清今文经学之主流在于阐发《春秋公羊》,皮氏于《书》又未能再发新义,加之其时学术出现新方法新材料,皮氏未能逮之,故其今文《书》学日渐式微,后继乏人。     

中国史之意义所在——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在《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使《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得到系统整理,其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许多治史经验和精辟见解对今日之治史者仍有很大启迪,譬如关于中国史的意义之谈.     

经学德性伦理的发展——以郑玄《中庸注》为例

两汉经学德性伦理作为中国传统德性伦理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预告了汉以后主流德性伦理思想的理论主题和发展方向。郑玄作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通过对《中庸》以“诚”为核心的“性之德”的注解,阐释了他对德性伦理的认知,即德性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和载体。郑玄《中庸注》对德性的阐释,既与当时的礼治实践相表里,在政治实践和礼治秩序中彰显了德性的伦理价值;又以注经的方式深化了德礼关系的探讨,推进了德性伦理在经学体系中的演化,从而对国家礼治实践中如何有效发挥德性作用提出了新思考。郑玄《中庸注》德性伦理思想对形成以德立身、以礼治世、以礼立德的经学德性伦理传统具有承上启下的价值。     

岭南文坛英才江瑔介评

江6为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县人,其著述丰厚,经史子集均能精通。其著书约30本,撰文更多,除个别现已难见外,多数存世。在诸多著作中,经学与子学著作最为出名。《读子卮言》是江6的代表作,全书突现出江6的学术风格。该书综论百家,许多观点与评价独树一帜。全书在综论百家的同时,又特别推崇道家,认为百家都出自道家,道家是百家的总源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评介江6学术实为岭南文化研究中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