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刹的“遗产”与菲律宾“负面化”对华认知的转圜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举办以黎刹命名的、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来平衡或抑制菲律宾越来越"负面化"的对华认知,并借此丰富中菲关系的内涵,厚植菲律宾对华关系的民意基础,为中菲关系的稳健发展添砖加瓦。201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菲之前和访菲期间,高度称赞黎刹对于丰富双边关系内涵的价值,这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菲两国对于黎刹的共同记忆。菲律宾对中国的认知和判断是菲律宾对华关系的民意基础,这个民意基础"底子薄",更受到南海等问题的持续干扰。相比于任何其它双边议题都难以回避争议性这一事实,对于黎刹的记忆和纪念近乎"零瑕疵",堪称中菲双边唯一的共同话题,因而具备平衡并抑制菲律宾"负面化"对华认知的潜在价值。     

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内外动因探析——以多重制衡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中菲南海争端的持续发酵,南海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已有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国际和单元这两个层次上,对于个体层次的分析相对欠缺,而将国际、单元和个体三个层次综合起来研究菲南海政策激进化原因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文章认为,个体层次因素是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主因,国际和单元层次因素是辅因,并借助多重制衡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菲南海政策的激进化是由阿基诺三世为了制衡菲军方的政变企图从而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所致,菲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都是服务于制衡军方政变企图的目标;对菲军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主要通过巩固美菲同盟这一"一箭三雕"的方式来完成;菲执政者激进的南海政策是以牺牲菲国家长远利益和国民的福祉为代价的。基于多重制衡理论的视角,新上台的杜特尔特政府对其前任激进的南海政策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鉴于菲激进南海政策的上述诱因,文章认为,中国应把改善中菲关系的着力点放在建构良好的中菲军事关系上。     

中菲南海仲裁案之管辖权裁决的几点思考

一、中菲南海仲裁案的核心为领土主权争端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显然不适用于领土主权争端。对于这一点,菲律宾和仲裁庭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仲裁庭在管辖权阶段的裁决显然是为了实施管辖权而尽量排除领土主权争端。     

“南海仲裁案”岛礁属性争端剖析——兼论中国南海岛礁主权的整体性

岛礁属性争端构成了中菲"南海仲裁案"菲方诉求的一个主要部分。该争端涉及岛礁两个方面的属性:岛礁的法律属性,即对海洋地物是岛屿、岩礁还是低潮高地的判定;岛礁的领土属性,即低潮高地能否通过先占取得陆地领土主权。由此引发两个重要的法律议题:第一,岛礁法律属性判定是否与岛礁主权归属无关;第二,低潮高地是否构成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首先关涉仲裁庭对岛礁属性争端是否有管辖权以及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中国对仲裁"不接受"、"不参与",对裁决"不承认"、"不执行"是否有法理依据;其次关涉中国南海岛礁主权的整体性及其法理依据。本文首先分析菲方提出的岛礁属性争端的根源和意图;其次分别论述岛礁的法律属性和岛礁的领土属性两个议题及该议题作为争端与岛礁主权归属的相关性;最后提出中国南海岛礁主权整体性的命题并从法理上予以阐明。     

阿罗约时期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一个坚定的盟友,再次发现了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价值,菲美以反恐为契机开展了密切的安全合作。2004年7月菲律宾因人质事件提前从伊拉克战场撤军之后,菲美安全合作遭受重创,但随后又有所恢复。这一时期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但是中菲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关系未能动摇美国在菲律宾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菲律宾的反恐合作只是菲美安全合作的一个方面,美国更重视发挥菲律宾在其全球军力部署中前沿阵地和安全合作站点的作用,美国的这一意图也反映在2014年菲美《加强防御合作框架协定》之中。     

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

阿罗约执政时期,中菲在解决南海端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阿基诺三世当选后,菲南海政策出现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对这一现象,已有研究大多强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菲南海政策的影响。与此不同,文章试图从菲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其南海政策的转变。文章认为,受阿罗约政府贪腐丑闻的影响,中菲南海合作在菲遭遇"污名化",菲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南海合作的舆论氛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通过推行激进的南海政策来标榜自己"清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并借力民族主义打压阿罗约及其政治盟友,而在"反腐"与"民族主义"旗号下悄然进行的,别是一场服务于阿基诺三世个人及其家族利益的"政治清算"运动。     

从东南亚金融风波看我国的金融风险防范

从东南亚金融风波看我国的金融风险防范刘沛１９９４年底到１９９５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让人们仍心有余悸之时，由泰铢汇率急剧波动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波又再次使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此次金融风波是国际金融历史上的一件值得认真研究的事件，尤其是对一些...     

“五·八”选举后菲律宾主要对外关系

“五·八”选举后菲律宾主要对外关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沈红芳菲律宾总统拉莫斯的乙抄民斗联盟党在１９９５年５月８日的参议院中期选举中获胜，对菲律宾主要对外关系产生较大影响。菲美关系结束了自马科斯中后期以来长达约２０年的“离心”现象，步入迅速全面的修复时期...     

菲律宾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发展及中国的应对

2016年以来,菲律宾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拉近,双方释放的合作意愿不只限于军事、能源等领域,还涉及共同构建新的世界"一极"。虽然基于历史基础、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等因素判断,菲俄合作水平在中短期内不会提升太快,构建新的国际联盟或力量"一极"也为时尚早,但是由于亚太秩序正处于变化与调整中,菲律宾与俄罗斯的相互接近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为考察与评估亚太安全格局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菲俄拉近双边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菲俄合作具有平衡中国的潜在意图,另一方面,在短期内,中俄菲三方具有更广泛的利益共识。因此,中国应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利用新的合作机制与地区倡议,加强中俄、中菲的双边合作与中俄菲在地区多边对话中的协调,这是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所在。     

近年中菲经贸关系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因应之策

近年来,中菲经贸合作虽然受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起伏变化的波及,但总体仍保持曲折向前的发展态势。在此过程中,两国经贸关系形成了以下特点:总体敏感但不脆弱,货物贸易互补性较强但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双边投资偏低且波动较大,中国在菲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增长明显但起伏较大,旅游业日益升温但存在不平衡性等。推动中菲经贸关系发展的有利基础包括: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菲律宾在东盟内的竞争劣势,中国相对日美两国在对菲经贸中体现的竞争优势等。同时,中菲南海争端、两国间冲突的经贸政策则成为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中菲应积极应对经贸领域存在的问题,为两国经贸合作扫清障碍;通过渔业和油气领域的合作增加南海相关海域的稳定性,减少南海争端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干扰;提升两国互信程度以巩固经贸合作的基础。     

中菲“美济礁”争端

“美济礁”问题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因素 ,今年 5月 2 5日菲律宾军舰在美济礁附近海域撞沉中国渔船以后 ,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本文通过大量的事实 ,论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菲律宾对美济礁提出领土要求的过程 ;2 .从国际法的角度阐述美济礁主权归属我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3 .分析菲律宾在美济礁争端上所采用的外交策略 ;4 .中菲两国对美济礁问题的态度。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菲律宾政府在美济礁问题上挑起事端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行为 ,只有维护美济礁及其附近海域的稳定才符合中菲两国的长远利益。     

菲美特殊关系与马卡帕加尔民族主义外交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律宾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开始冲击牢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基石。1962年马卡帕加尔总统上台后,发起了以"亚洲办法解决亚洲问题"的民族主义外交改革运动,企图借助沙巴领土争端和马菲印多提升菲律宾的独立形象和国际地位。但是,此时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仍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当印马对抗加剧、美国态度转为强硬后,马卡帕加尔政府又急于重回特殊关系的轨道。马卡帕加尔的民族主义外交运动是菲律宾外交"去特殊化"的第一次尝试,对后来的菲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菲同盟对中菲南海争端的影响论析

从历史上来看,美菲同盟经历了从休眠到恢复再到强化的过程,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程度也不断加深,但是美国仍然拒绝在协防南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安全承诺,并严格限制菲律宾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行扩大化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段,美国政策背后的利益考量有所不同。美国的模糊表态使得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美菲同盟的存在,同时形成对中国的威慑。杜特尔特时期,美菲同盟会继续存在,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放弃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关注,但是中菲关系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和菲律宾手中。     

调整与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降温的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合作,放弃了"联美制华"政策,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这种调整使得中菲关系得以平稳有序的发展。不过,杜特尔特总统仍然继承和延续了菲律宾的一些传统政策,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领土要求,坚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以及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性。     

菲律宾领土“条约界限”在中菲南海领土争端上的地位和证明价值

1898-1930年间,美国通过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和《华盛顿条约》,与英国签署《美英条约》,明确界定了美治菲律宾的领土界限,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不位于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才提出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依据和证据,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部分岛礁,并直到1997年才对黄岩岛提出领土要求.根据国际判例和条约解释的国际法,综观中菲双方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三项条约及其所确立的菲律宾领土界限在判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上不具有直接创设条约权源的作用,但它们在证明美国和菲律宾在1898年及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对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延岛群”提出领土要求、未针对我国明确的主权宣示行为提出对抗性主权主张等关键事实上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     

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

在全球化与大国崛起时代,相对弱小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时,常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组合,即"对冲战略"。但这种战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不同表现,如制衡多于接触或接触多于制衡。文章试图以对冲的视角考察菲律宾对华政策的演变,并引入威胁感知和经济预期两个变量,分析菲对华对冲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中菲关系的影响。     

菲华社会对“中菲对立”主流叙事的话语反制与舆论引导:以“南海仲裁案”前后为中心

中菲南海争端不仅直接冲击了菲华社会,也将其推向了紧张、对立的社会舆论之中。面对“中菲对立”主流话语的压制,菲华社会以华人报纸为依托,在“话语”和“行动”两大面向的舆论引导中逐渐超越主流叙事。通过构建“中菲对话”的话语体系,进行话语牵引,菲华社会在中菲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实现了对主流话语的纠偏;同时,在“中菲共赢”的实践指向下,菲华社会以密切的经贸和人文往来实现了主流话语的转向。“主题再造”的舆论引导是菲华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改善自身处境、推动中菲关系发展所探索的新路径,对中国南海主张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1898年后美国对菲律宾领土政策的决择及实践

美西战争后，美国内部对菲律宾领土范围的确定曾产生意见分歧，1898年巴黎和约最终确立了美国对菲律宾的领土政策，即将整个菲律宾群岛纳入美国统治体系。1930年形成的菲律宾条约界限正式确立了美属菲律宾的领土范围。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菲律宾领土政策上的实践表明，美国不仅致力于依据条约规定适时调整圈定菲律宾领土范围的巴黎和约线，而且严格遵守有关和约中关于领土界限的规定。美方的这一行动最终奠定了菲律宾独立之后国家的领土界限。     

2014年菲律宾政治、经济与外交形势回顾

2014年,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因为"猪肉桶案"而引发剧烈震动。众多参议员、众议员和政府高官被爆出贪腐丑闻。阿基诺因为"支出加速方案"被裁定违宪以及通过修宪以实现连任的企图而受到多方指责。经济形势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成果无法惠及普通民众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困境。菲律宾将中菲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程序仍在继续。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关系的增强进一步刺激了菲律宾敢于继续恶化中菲关系的冲动。     

菲律宾女佣事件的前因后果

菲律宾女佣事件的前因后果施雪琴最近，菲律宾与新加坡外交陷入新的危机。３月２２日、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宣布召回菲驻新加坡大使，并将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关系，新加坡也召回了驻菲大使，总理吴作栋推迟了计划于４月１０至１２日对菲律宾的访问。菲新关系为何突然紧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