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拆迁冲突的根源在哪里

近年来,征收拆迁冲突此起彼伏,因此造成的恶性事件,直接使征收拆迁行为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难以调和的冲突?近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拆迁补偿有三种长效机制》一文,认为原因在于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拆迁法来保障被拆迁者利益。然而笔者认为,该文不经论证就武断地提出了结论,其观点更有违反常识之嫌。     

拆迁条例究竟要改什么

<正>成都被拆迁户唐福珍自焚事件再次使拆迁成为中国社会的关注焦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法性乃至合宪性也自然成为社会拷问的对象。虽然此次自焚悲剧其实是农村"拆违"引起,并不适用城市拆迁条例,但是就从条例授权的强制拆迁已经造成不计其数的社会冲突和悲剧来看,拆迁     

巧解“天下第一难事”——上海市杨浦区动迁基地党建联建工作侧记

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旧区改造的高速发展。拆迁工作,这一惠民之举,本该万民欢迎,然而因多种缘由,却成为了矛盾多发领域。纠葛、冲突,仿佛成为了拆迁工作的代名词。不少人将拆迁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     

农村征地拆迁冲突的生成与化解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农村土地征收与拆迁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已成为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农村征地拆迁是政府、村委会和村民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有效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从本质上讲,农村的征地拆迁冲突是由于政府的行为错位、补偿标准的不统一、农民参与和决策权的丧失以及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建立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建立政府应对机制、缓解征地拆迁矛盾是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城市建设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调整

人们对水库、大坝移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城市建设拆迁引起的移民一直被忽视。城市建设,引起大量房屋拆迁,不可避免地引发拆迁冲突。运用利益冲突原理,换位在移民的角度,对城市建设拆迁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和分析,在政府角色定位、市场契约机制、法律选择、项目社会评价制度等方面或许能有新的思路,提出相应的调整机制:     

关于强制拆迁问题的思考——以执法为民理念为核心视角

我国现阶段拆迁实践中,由于行政强制拆迁引发的强拆事件居多,成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难题。强拆事件的出现,既有制度的原因,更有理念的影响,因此要解决强拆冲突,除了应规范政府职能、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实现补偿标准的市场化、严惩非法拆迁行为外,执法为民理念的强化尤为重要。     

拆迁立法向何方?

城市房屋拆迁已演化成当代中国最易激发矛盾、引起冲突的领域之一。法律法规的软肋折射出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间关系的扭曲。剖解地方政府的拆迁动力,GDP政绩、土地财政、利益驱动等都是主因,在拆迁条例修订的同时,必须将这些问题也渐次列入解决议程。引发拆迁暴力的直接原因在于拆迁决策的不可逆转、拆迁程序的违法倒置、拆迁主体的擅自转托、拆迁救济的强行剥夺和拆迁对象的违法存在。对于新的条例,提出公共利益需明确、市价补偿是趋势、强拆依然不可免、地方修法可先行。而立法修订审查的制度化、非动迁群体的关照、土地收益的重新划分和官员的问责问题也要跟上。     

警惕征地拆迁补偿中的另一种倾向

我们不能因为征地拆迁补偿收益过低问题以前较为普遍、现在仍然存在就看不到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制造更多、更大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发展非农产业、建设基础设施还是城市改造,都离不开征地拆迁环节。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城镇化的同时,征地拆迁也逐步成为社会热议的突出矛盾之一。在许多案例中,失地农民和拆迁户得到的补偿过低,不仅令他们陷入生活困境,甚至还酿成一些恶性事件。鉴于此,许多地方下大工夫对征地和拆迁工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失地农民拆迁户所得补偿水平显著提高。在一些城市,破旧拆迁房价格大大高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及私权保护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城市拆迁改造的范围不断扩大。房屋拆迁过程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使得以法律的方式保护当事人的私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然而,面对实践中的新情况,现行法律的粗糙和缺位对私权保护非常不利。本文主要围绕上述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的社会调查, 指出立法领域的不足和权利保护的不周。     

香港与大陆区际法律的协调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和大陆的法律冲突由原来的国际法律冲突改变成为区际法律冲突。造成冲突直接原因是立法管辖权的规范的确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手段是区际司法协助。其步骤：权宜之计是类推适用国际司法及制定各自的区际冲突法．根本解决是实现两地实体法的趋同化,包括中国立法的国际趋同化和香港法津本土化。     

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之思考

在宪法话语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我国第一部实现中央与其组成部分——香港关系法治化的法律文件。它规定了中央与香港各自专有职权、共有职权及双方职权冲突解决机制,使二者关系走上法治化轨道。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的实现,是由香港特殊的历史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方式及香港法治传统等因素决定的。当然,在二者关系法治化进程中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如,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与中央关系、权力冲突协调机制及有关组织机构的性质地位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的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模式,对整个国家范围内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有重要启发意义。     

城镇房屋拆迁中纠纷成因的法理分析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拆迁纠纷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已涉及到法律困惑、公共利益、政府职能、司法救济、公众权利等诸方面。概而言之,可以归纳为法律冲突、公权错位、操作不当三大因素。     

“强拆”为什么这样“牛”

<正>因为强制拆迁而死人,江西宜黄的那个县级领导刚刚被免职,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住"强拆"的冲突不断发生。近日三条强拆强征事件先后曝光。一是广西北海为了搞旅游开发,要整个拆除搬迁一个村庄,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是村民们并不认可政府的拆迁安置办法,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在协     

论城市房屋拆迁与公民财产权的保障

近来我国因城建改造中进行的房屋拆迁而引发的冲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失衡状况也尤为突出。国家行政权如果使用不当,就会有损公民的财产权。故此,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应进行明确界定,实行公正合理补偿,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对公民财产权利的有效保障。     

农村群体性矛盾冲突多发领域分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6县农村的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群体性矛盾冲突主要存在于生产、生活、民主法制、思想信仰四个领域。生产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纠纷、生产安全问题、劳资纠纷、行业矛盾等方面;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住房拆迁、环境污染、人身财物安全、家族宗族矛盾等方面;民主法制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选举问题、干群关系紧张、司法不公等方面;思想信仰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信仰混乱、社会认同危机等方面。     

拆迁不能仅由行政法规调整——对嘉禾拆迁的分析

在嘉禾强制拆迁过程中 ,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冲突激烈程度的表现为 :法院出动大量人员强制执行 ,有人因“暴力抗法”、“妨碍公务”以至于被拘留后又被宣布逮捕 ,还有人为此被开除公职、停止工作或被调离工作岗位。此事从未招标先用地、投标者仅一家、绝对低价转让土地与强制拆迁、违法处分被拆迁人等做法两相对照 ,可以看出县政府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平衡上明显的不公正。再如“阴阳合同” (一方面公开签订一份拆迁协议 ,另外给某些人书面承诺 ,答应拆迁后另行给予一定价值的门面房 )也是一份违法的不公正的合同 ,因为同样的情况不…     

寻求制衡权力的“决定性力量”

新年伊始，媒介关于权力失范的报道就风生水起。先是有《法人》记者朱文娜采写的报道涉及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负面，于是西丰县公安局上演了“进京抓记者”的惊心一幕；紧接着在湖北天门，公民魏文华在路过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于是掏出手机录像，却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后又传出江西丰城“株连拆迁”的消息，许多与被拆迁人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被告知：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说服其亲属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否则将被采取组织措施”，这与2005年轰动全国的湖南嘉禾株连拆迁事件如出一辙。     

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协议应经过人大表决程序

内地和香港虽然属于同一主权国家，但却分属于不同的法域。随着两地民商事交往日渐增多，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问题开始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两地在民商事法领域没有共同的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所以无法直接通过统一冲突法或统一实体法的方式解决管辖权冲突。内地和香港相继签署的《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的安排》（1998年12月）、     

香港回归利于妇女的沟通交流

香港回归利于妇女的沟通交流香港地域不大，但却为社会人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原因在于香港是一个集多种文化、多种生活方式于一身的地方。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品质渊源不同的特性在香港并未形成巨大的冲突。香港文化的多样、包容、共存乃至相互影响的特征，使它成为不...     

强制拆迁八道程序不能少

为防止强制拆迁时可能会产生的矛盾,北京市制定严格的强制拆迁新规定,强制拆迁要走八个程序,实施强制拆迁3日前须在强制拆迁现场张贴强制拆迁公告,实施强制拆迁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