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中的责任——基于扬州市的分析

责任政府概念源于西方,限制政府权力是责任政府的原始意涵。为解决传统责任政府的责任缺位、权责关系不对称等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需求,积极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和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等责任。责任政府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中应承担起立法责任、财政责任、监督责任等。扬州市在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过程中,积极探索,敢于担责,形成了完备的政府责任体系。     

论政府权责关系

责任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首要目标,其实质是要建构科学而有效的责任控制权力机制。因此对政府权力与责任关系的理论探究是责任政府建构中首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在对政府权责关系的理论追问中,指出公众权利是政府权力和责任的源头,政府权力异化是导致政府责任缺失的根源,分析了以责控权的逻辑,并在行政运行过程中解析“权责一致”原则的特定内涵,从源头上澄清认识上的分歧,为实现政府权责关系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     

由法治原则看法治政府的构建

法治原则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法治思想萌芽于古代社会,在近代社会之后,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才最终确立.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建设法治政府,鉴于任性政府的消极作用和影响,法治政府已成为现代政府构建的目标模式.强调建设法治政府,其实质是强调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受到法律规制.从政府公共权力的来源来看,公共权力的有限制度、公共权力的程序制度、公共权力的责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从公共权力行使的有效性来看,应建立公共权力的分立制度;从对公共权力预防来看,还必须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法律预防措施.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权责均衡与制度建设

国家权力在政治过程中行使着重要的权力，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权责关系有非均衡的权责关系和均衡的权责关系之分，权责均衡是一个理性政府的内在要义；实现权责均衡必须从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的角度入手。     

论政府公共警告的立法构造

政府公共警告是一种应对消费风险的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目前,我国尚未有关于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警告的社会功效,就要确保政府公共警告法制的统一,并在立法中合理确定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明确政府公共警告的排除范围。     

质疑“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定政府转型目标的实现。政府权力法定,政府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我国近年行政学界流行的“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论,从法理、管理、哲理等角度看值得商榷。加大改革我国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促使政府政治化权力转为法治化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责任心。     

法律文本中责任条款的概念与类型论析

对于法律责任概念的全面、准确把握应从逻辑构造、社会事实因素与价值因素三个方面来阐释，即法律责任是指在逻辑上相互衔接的法律关系组成、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对象承担的社会责难，法律责任条款是指在法律文本中表达法律责任内容的法律条款。要准确把握法律责任条款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法律责任条款与一些近似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责任条款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实体性责任条款与程序性责任条款；民事责任条款、行政责任条款、刑事责任条款与宪法性责任条款；确定性责任条款、委任性责任条款与准用性责任条款。     

法律文本中责任条款的现状、问题与规范设置——以现行立法为实证考察对象

对于法律责任概念的全面、准确把握应从逻辑构造、社会事实因素与价值因素三个方面来阐释,即法律责任是指在逻辑上相互衔接的法律关系组成、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对象承担的社会责难,而法律责任条款是指在法律文本中表达法律责任内容的法律条款。根据现行立法的实证考察,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法律责任条款的设置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律责任条款本身的逻辑结构不完整;责任条款设置的不协调;责任条款的不当衔接;责任设置的过于原则或笼统等问题。通过实证统计数据与规范分析来论证这些问题的客观真实性,为下一步解决法律责任条款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构建法律责任条款规则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问题意识与方向指引。     

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问责制是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这是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刑法中法律拟制应遵循的特定立法程序

由于法律拟制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威胁”而较难被社会公众所认同,因而为了应对和防范这种“威胁”并加强其被认同感,应当在一般刑法条款的立法程序之外再设置一些特定立法程序来规范法律拟制技术的运用或法律拟制条款的设置;1.设置包括立法听证会和立法论证会在内的特定的公众参与程序;2.设置法律拟制的立法说明程序;3.设置法律拟制的审查、解释及废止程序.     

法治政府建设下行政立法之控制

从加强立法监督，完善立法程序，严格控制行政立法范围，建立民主立法机制以及立法责任制等角度控制行政立法，对建设法治政府具有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担当

自诉担当是衔接沟通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重要制度设计,具有独特的功能.目前,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在自诉担当制度的立法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应当考虑在修改刑诉法时主要参照德国模式增设自诉担当制度,并从前提条件、法定原因、程序启动等几方面对该制度进行全面的规定,同时也要注意对被害人意志的尊重.     

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探析

农民工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从法理基础上说,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是社会契约的要求,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的基本前提,是"看得见的正义"的内在要求。从法律依据上说,我国宪法、法律法规等从不同方面规定和体现了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论农民工权益保障中政府责任的缺失及救治

如何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促进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生活与福利保障,已经成了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中政府责任缺失的救治主要有: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管理服务;提高农民工社会政治地位,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立法制度;支持和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新闻媒体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政府特权及其构成要件

政府特权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或者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就被称为特权。政府特权的构成要件是主客观要件的统一：权利主体是政府公职人员、权利主体具有正当的目的、它存在于职务行为中、情势紧急、迫不得已及必须有良好的客观效果。     

反垄断法法律责任追究程序探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因此,如何保障我国反垄断法法律责任这一实体内容得到贯彻落实,应成为我国反垄断立法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我国应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设计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由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与公、检、法相互协调配合的反垄断法法律责任追究程序。     

我国当前立法语言中的逻辑失范分析

符合逻辑规律是立法语言规范的基本要求,但由于我国立法工作中只注重解决突出问题、实体问题,而不太重视语言表述问题,因而在现行法律中语言逻辑失范现象比较普遍.主要表现在:由于概念不准确而造成某些法律条文难以理解或理解不一致;由于概念混同而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由于自相矛盾而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由于逻辑层次不清而影响了法律的严谨性;由于列举不全造成了法律漏洞,而列举繁琐又使得一些条文冗长累赘.     

我国公安民警权益保护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我国的公安民警权益保护制度经历了初步形成、大力发展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沿着从行政调整到法律调整、从以权力保护权益到以责任保护权益、从授予权利（权力）到提供救济、从事后保护到事前保护、从内部保护到社会保护、逐渐实现向机构化和专业化保护的方向发展。但尚存在许多不足,从法律渊源上看,立法层次低,规范分散,因此宜统一立法,制定《人民警察权益保护条例》;从立法内容上看,尚存诸多缺漏,缺乏可操作性,为此要加强以责任保护权益,细化规则,补缺补漏,加快警察代表机关和公共关系机构建设,明确职权职责,提高警察的职业化程度。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时应遵循一定程序法规范,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人民在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得以参与、表达意见与沟通,进而确保人民程序与实体上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因此,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具有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及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信赖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当时的立法争议问题,对于大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