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村庄精英的权力再造——以H市D村的两次田野调查为例

本文基于H市D村的两次田野调查,研究了村庄精英群体的演变和"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新精英群体的行为及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村庄精英群体及村落社会的权力结构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环境下村庄精英群体发生了多次更迭,精英的角色和精英权力的基础与功能发生了很大转变,并且在集体资源耗尽和国家权力退却过程中出现了衰落。然而,在城市地区,"城中村"的拆迁改造改变了这种状况,新的精英群体通过与上级机构及人员合谋,在正式授权和村落内部利益重组的过程中重组了村落的权力结构,以各种策略行动实践了新的权力,并在已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实现了权力结构的再生产。     

民间艺术传承机制中民间精英话语权的阐释——以泰国东北地区“布邦法节”为例

民间艺术传承应是重视人的传承而非物的传承,更要充分认识和开掘民间精英的能动作用,让自相关和他相关民间精英在传承机制中形成联动之势。泰国布邦法节举行期间,在节日时空和地域特征以及行动者关系属性所构成的特定文化场域内,自相关和他相关民间精英在文化上保持泰国个性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参与民间艺术活动,有效地引导民间艺术的传承和保护。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承机制,也是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可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艺术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观光场域中历史与文化的重构——以恢复赫图阿拉城为例

从事件到历史的生成过程中有一个“文本化”的过程,那是一个流动的、但又转而即逝的意义的固定程序。以观光开发为动因,将17世纪的赫图阿拉城“恢复重现”于当今,正是这样一个“文本化”的过程。观光开发使历史意识和文化在短时期内重构。这种历史意识与文化脱离了观光地这样一个个别场所而实现了它的普遍化。对民族旅游开发来说,重新构建并形成的历史中还包含着政治、权力以及历史形成主体等问题。     

“场域—惯习”视野下的社区养老服务研究——以J市YN社区为例

随着中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养老已成为全社会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在养老领域内出现了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多种方式,但总体收效甚微,特别是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最符合当前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养老方式,在推进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社区产生的效果相差甚远,有些甚至出现了"政府花钱、社区挨骂、居民反感"的情况。本文从场域理论的角度对社区养老的各方的惯习进行研究,试图找到社区养老各方满意的平衡点,以促进社区养老工作的推进。     

巫术与心理治疗的意义场域同构 --以侗族、彝族的巫术个案为例

巫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巫术与心理治疗的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有所不同,但有的巫术确实起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这个现象可以用"场域"理论的观点作出解释.巫术与心理治疗技术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但从场域论的视角来看,其内在的"关系"、"位置"、"习性"、"资本"之间互动与运作的规则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将心理科学与民间巫术相互渗透不失为改革巫术民俗的一务可行之路.     

城市民族社区场域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以回族社区为视点

如何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立足本国实际,提炼和总结本土经验,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所面临的重要和首要问题。立足于城市民族社区场域,探讨和建构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是一个重要且亟待研究的课题。文章尝试以回族社区为例,探讨实现伊斯兰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价值观互动、融合的机制,对本土经验的积累、加快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本土化的进程,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探索。而这一过程也预示着,社会工作在城市回族社区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活动舞台,伊斯兰教伦理和社会工作价值观将成为城市回族社区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浙江实践——以武义下山脱贫为例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治理贫困的指导性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在扶贫攻坚阶段的发展延续。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期就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长足推进了浙江的扶贫工作。新时期,浙江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引下,不断结合本地实际,走出了一条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为全国各地实施精准扶贫树立了榜样。     

建立海南精准扶贫制度的探索——以海南省儋州市扶贫工作为例

地区社会发展差异与难点不同,应在坚持中央精准扶贫顶层设计下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精准扶贫机制,完善区域精准扶贫制度,才能真正统筹扶贫力量,达到精准扶贫效果。     

市场非常规行动的生成及实践成效——以地震灾区马口村贫困村民住房重建为例

纯粹的市场难以启动地震灾区重建。在国家政策与制度安排干预下,以及在农户自身社会资本支撑下,形成了地震灾区住房重建市场非常规行动。在注重灾后重建成效的同时,非常规行动的外部性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体行动下的市场建材价格上扬及行动长效机制的缺失等,对构建持续与稳定的灾后重建秩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村庄特征与农村低保瞄准偏误的实证研究——基于场域理论视角的探析

利用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村庄特征对低保瞄准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1个客观结构变量——村庄外出人口占比和2个主观理解变量——村庄团结程度和商业化程度,这3个非经济变量对不同村庄低保瞄准偏误率的差异产生显著性影响.但经济变量(村庄人均收入和村内贫富差距)对这种差异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文章还比较了结构主义观点和理解社会学理论在低保瞄准差异方面的解释能力,结果得出: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强于结构主义.     

“农业——旅游”场域转换与少数民族社会性别分工的实践解释

借鉴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四个关键概念——场域、惯习、资本和策略,构建了传统农业场域向民族旅游场域转换与少数民族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互动分析框架,并用龙胜龙脊景区民族旅游开发对景区内少数民族社会性别角色变化的影响验证了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农业——旅游场域转换与社会性别角色变化的互动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得到了统一。     

规范扶贫互助资金运行机制势在必行——以宝鸡市为例

宝鸡市扶贫互助资金项目扶持贫困地区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发展生产效果明显,但扶贫互助资金运行现状不容乐观,主要障碍因素依然存在,安全风险的潜在问题也亟待解决。故改革和规范扶贫互助资金运行机制势在必行,必须尽快制定劣势制止预案,合理制定占用费收取办法,加大涉农金融机构扶贫力度。     

学校场域中位置的追逐——学校教育中青少年非诚信行为分析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诚信观念的缺失现象在青少年学生中逐渐增多。在学校场域中,相对于教师群体来说,青少年学生尤其是学业成绩差的学生拥有较少的资本,教师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教育行为又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这一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根据自己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和结构采取行动,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甚至部分地或彻底地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由此透视青少年学生身上所发生的非诚信行为,不仅可以看出他们背后隐藏着的对自己弱势地位的无奈的抗争,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对生存策略的主动寻求和体验。     

农民工参与流入地基层民主政治的行动逻辑——以苏南农村为例

新版《村组法》赋予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民主选举权利,然而在江苏苏南农村的实证调查发现,赋权并没有带来农民工流入地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这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民工民主政治权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探究其因,农村"三权"以及福利保障分享模式所造成的利益壁垒和利益疏离成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基于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制度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以及对农民工实行有限保障并进行积极动员是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加强流入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要求。     

东西部扶贫协作:模式的研究与未来的发展——以北京市东西部扶贫协作为例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中国三大扶贫模式之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举措,对提高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改善基础设施、增强综合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以北京市为例,文章从基本概念、历史沿革、体制机制等方面对东西部扶贫协作模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对模式的未来发展作了前瞻性的探讨和展望.     

行动学习长效机制研究——以广西贺州市为例

实现行动学习普及化、规范化、本土化、常态化,需要长期的努力。思考从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和完善学习培训机制、动力激励机制、监督评估机制、成果转化机制和宣传推广机制等方面构建行动学习长效机制,有利于持续、深入开展行动学习。近年来,广西贺州市启动推进行动学习项目,走出了独具贺州特色的行动学习之路,"贺州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在村治中的契合性作用——以广西LH瑶族乡的白裤瑶村落为例

在少数民族村落,由于传统民族文化记忆的延续,承担民族文化传承责任的传统民族精英对村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制度精英也以其法定地位实施对村庄的制度化治理。以广西一个白裤瑶村落为例,考察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如何在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中发挥契合性村庄治理效应。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村陪读:以豫南S村为例

研究旨在从家庭策略角度总结和探讨农村陪读的类型、特征及其发生机制。通过对豫南普通农业型村庄的田野考察和分析发现,陪读依据陪读主体和陪读地点两个维度可以划分为亲代居家陪读、亲代离家陪读、隔代居家陪读和隔代离家陪读等四种理想类型。陪读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力配置模式,是农民家庭应对现代化转型的策略选择。具体来说,经济理性所调动的家庭代际分工是隔代陪读产生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陪读的地点。另外,学校教育的阶段性是农民陪读动态调整的制度根源。陪读作为一种家庭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家庭应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主体性和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