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罪与罚:宝玉挨打的法律分析——以《大清律例》和《刑案汇览》为视角

《红楼梦》中从金钏儿之死到宝玉挨打,就贾政获知的事实而言,贾宝玉触犯刑律,其行为构成强奸未遂致死和子孙违犯教令两项罪名,应受清代律例的的处罚。而贾政由此对贾宝玉实施的杖责,是来自于家族和国家家长权的行使,家长对子孙的惩戒有其限度,但亦有例外。由此可以开掘宝玉挨打一事的法律背景,理解杖责背后的家长、家族与国家。     

鲁迅和周木斋——四十多年前文坛上的一桩公案

一九三三年四月,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十四期上,发表《第四种人》一文,对鲁迅先生以“何家干”笔名发表的《文人无文》提出自己的看法,鲁迅先生予以答复,还就木斋说的“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指出“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①,以说明当时文坛的风气。显然,这里不是将人——王平陵和周木斋并论,而是将事——两个人都说“何家干”就是鲁迅的化名这件事并论。在我看来,这一点很有区别,不应该随随便便地拉扯在一起。     

许广平对鲁迅与青年关系的书写与改塑

鲁迅逝世后,出现了大量以鲁迅与青年为主题的纪念、回忆文字,这在有意无意中重构了鲁迅形象及其与青年的关系,缘于许广平的特殊身份,她成为鲁迅与青年主题的重要书写者。总体来看,许广平对鲁迅与青年主题的书写经历了由日常化到逐渐主流化的历史过程。而在鲁迅与青年的关系上,鲁迅形象也随之经历了青年的朋友与导师到服务者再到革命榜样的衍变历程。许广平对鲁迅与青年关系的书写与改塑,既有个人情感的影响,但更多是在时代风气规约下的话语形变。     

孤寂的心灵独语——鲁迅《秋夜》、《风筝》解读

<野草>是鲁迅先生最为难懂的一部作品,<野草>揭示的是鲁迅先生的内心世界,是先生那个迷惘的时代孤寂的心灵独语.本文就选取<野草>中两篇最有影响而又各具特点的篇目<秋夜>、<风筝>,通过其中的景、物的分析,去聆听先生的心灵独语.     

直销员与直销企业法律关系浅析

《直销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的颁布施行,对规范直销行为、正确区分直销与传销、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条例》实施一年多来,许多问题不但困惑着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即使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也莫衷一是,使《条例》的积极作用难以充分显现。在诸多问题之中,直销企业与直销员的法律关系尤其令人关注。根据《条例》的规定,结合《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劳动法》原理,笔者认为：直销员与直销企业间既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行纪关系,而应是委托代理关系。     

“九谛九解”之争新探——对晚明一桩学术公案的重新考察

晚明之时,围绕着心学中"无善无恶"的命题,许孚远与周汝登进行了一场反复持续的争论,史称"九谛九解"之辩。论辩围绕性体、工夫、教化三方面展开。许孚远批评"无善无恶"说不合圣人之教,周汝登则坚持心学的这一核心命题,对许孚远的批评逐一反驳。他们的争论显示出一个共同目标,就是都想用自己的体系来统一性、道、教三者,担当儒教大命,然而他们都不成功。     

我是亚当的子孙——鲁迅与卡夫卡原罪意识比较

《狂人日记》、《诉讼》是两篇人类寻求灵魂救赎的悼词,二者共同体现出鲁迅、卡夫卡两位精神流浪者深刻的原罪意识。然而,文本层面的不同表述,使两篇小说呈现出一强一弱的迥异文风。进而,让人能窥探到“真的猛士”与“弱的天才”在面对原罪时表现出的不同人生姿态。     

《禁闭》的另一种解读——兼论萨特的文学创作与其情感生活的关系

从萨特的感情生活视角来重新解读《禁闭》，从而揭示出萨特文学创作与其情感生活的关系．那就是，萨特相当一部分作品其写作的题材、创作的动力来自其现实情感生活．萨特的情感生活与其创作是融合在一起的。     

失败的法律控制——对我国禁毒经验事实的反思

我国高度重视禁毒法制建设,业已形成以刑事法律为主、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配套的禁毒法律体系,以从严惩处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宏观层面的国家毒品法律规制的法律秩序应该是禁种、禁制、禁贩、禁吸之四禁。禁毒的经验事实充分表明,严厉的毒品法律规制对微观层面的毒品秩序正面作用有限,负面作用却凸显,且催生出一系列社会性恶果,带来一些或大或小的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毒品     

事实物权与法律物权——一种物权分类的实证分析

在传统物权法定的物权法基本原则指导下,物权的基本种类被框定,而对物权的分类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法定物权的范围内.但是,这种分类忽视了本属于物权的最基本的类别:事实物权和法律物权.两种类型的物权分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对于确定物权权属,促进物的流转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由理想与现实规范的二难选择——对《呼啸山庄》的一种解读

《呼啸山庄》具有丰厚的内在思想意蕴.从自由理想与现实规范的二难选择视角看,凯瑟琳在爱情理想与现实婚姻、希斯克利夫在自由天性与情恨复仇之间的痛苦挣扎,不仅有力地彰显了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这一永恒冲突及其悲剧结局,而且使作品本身汇入了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学传统,并因此而拥有了不朽的艺术魅力.     

对“一法两条例”实施情况的回顾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海市实施&lt;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和《上海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简称“一法两条例”)是上海市郊农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律依据。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至今的三年多时间里,本市根据市郊农村的实际情况,各级领导把贯     

《物权法》——一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法律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这部法律历经13年的酝酿和广泛讨论,创造了我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纪录。这部法律的出台标     

财政监督与政府执行力——对《利马宣言》的扩展性解读

1977年,由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大会通过的《利马宣言》明确表述了财政的系统监督主张。在这一主旨下,本文考察了分权制衡的权力体制中立法机构、行政部门的财政监督职责,描述并分析了广东省进行的财政绩效预算改革,从中引申出行政性预算改革对于整个绩效预算具有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最后,回归《利马宣言》对财政进行系统监督的精神宗旨,申述了建构系统的财政监督机制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所具有的价值。     

致命的三角——《红楼梦》主要人物关系解读

在《红楼梦》中,三角关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林黛玉、王熙凤、秦可卿和夏金桂为主的四组三角关系各具特色。三角关系使人性受到压抑、扭曲和损害,加剧了人物自身的异化。同时,三角关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为人物的命运增添了悲剧色彩。     

重新解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之课程功能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功能是其三大宏观柱石。不慎思其任一问题都会导致教育教学的盲目或顾此失彼。在此,笔者选择＂课程功能＂,用新的视角和思维予以解读和诠释,期待同仁批评讨论。     

偏离与荒诞——鲁迅《过客》文本质地的认知诗学分析

《过客》是鲁迅先生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出独幕诗剧,描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荒诞世界,即"绝望而反抗"。从认知诗学的角度对这一作品解读,可以发现作者在营造荒诞的文本质地时运用了偏离手段:语篇偏离颠覆了读者原有的认知图式;语义偏离加强了这出诗剧的形而上意味;体裁偏离突出了"走"这一哲学性质的戏剧动作。     

对行政行为形式理论的反思——以公共警告为例

行政法学体系是沿着具体行政行为→公法、外部法关系、高权、目的性→权利侵害→有法律救济可能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而展开的,但是对公共警告这样的新兴的行为形式在传统行为框架下却没有一个健全的控权机制,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却得不到救济。因此,需要认真思考行政法理论之革新以回应社会变迁之需要。     

法律的深思与道德的拷问——以社会公案对法律思维与方法的挑战为进路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规范性命令,过度曝光的案件成为公案后,掺杂了大量的道德评价,影响了法律运作过程的独立性。解决道德无限扩大的影响法律运作的立法、司法等环节,要从立法方法的改变、法律思维的坚守、法律体制外寻求解决方法这三个途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