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机遇挑战、分析框架及对策建议

大数据技术开启了重大的时代转型，既被认为是技术或能力的提升，也被认为是思维方式或社会文化的变革。在公共政策领域，如何基于大数据技术创新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也成为了当前时代发展的新命题、理论探索的新问题。本文以“大数据驱动公共政策评估”为研究对象，从需求端深入调研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演进趋势，从供给端系统总结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此为基础从科学导向、逻辑导向、问题导向等维度出发，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三维矩阵式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三维视图研究逻辑和三维导向研究路径的分解，进一步提出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对策建议和保障机制。     

公共政策知识场域论略

公共政策知识结构是一个空间巨大、内容丰富、层次明晰的如布迪厄所言的文化场域。研究公共政策知识的内容结构 ,首先要了解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学科和公共政策科学三个概念的关系。这三个概念同属于一个层次 ,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在公共政策科学体系中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范式 ,即属于“学术社区”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属于“实践社区”的公共政策分析。理解和研究公共政策知识场域对于目前公共政策科学研究、公共政策学科建设乃至MPA教育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公共政策对社会公正的保障机制探析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一直以来就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政府通过政策实现社会公正，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目的。然而良好的生活愿景不能自发的达成，社会公正的理想需要现实中公共政策的支撑。没有良好的政府政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恐难实现。从公共政策中的权力、目标与工具这三个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公正的路径出发，探寻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来保障和实现社会公正。     

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机制初探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依法行政的时代语境下，公共政策法治化的需求日益凸显。从地方人大和公共政策的关系看，公共政策法治化具有多种路径，包括公共政策的备案审查、人大决议和地方立法等。其中，地方立法通过对公共政策（本文限定为政府及其部门制定，并同时在其单数和复数意义上论述）的吸收从而制定地方性法规，无疑是最重要的路径和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吸收机制的建构，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重大意义。     

利益诉求视域中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利益诉求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基本实现形式之一,从利益诉求的角度来审视公共政策及其价值取向,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公共政策的实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实现等构成了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一般路径。其间随着人们对“公共利益”诉求的全方位深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蕴涵也日益凸现出来,并逐步引领着现代服务型政策范式的建构与发展。     

我国农村基层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探析

农村基层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应从农村公共政策制定的现状出发,阐明进步的地方,指出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实际,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客体、系统本身三个方面,找出农村基层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主要路径。     

性别与公共政策的对话与渗透——“性别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综述

随着性别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扩展与深入，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性别与公共政策”逐渐形成。为了更好地推广和宣传性别平等理念，推动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促进性别与公共政策学科建设，中华女子学院于2011年12月10—11日北京成功举办了“性别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行政管理研究会、全国总工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并致辞讲话，来自于台湾地区、     

预案修订中知识生产的内在机理——基于雅安市地震应急预案的案例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背后的知识生产有关理论问题还有待揭示。应急预案是政府为有序指挥协调应急资源与行动而事先制定的政策性文件,应急预案编修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引入知识生产的概念,对雅安市地震应急预案历次修订的政策过程进行案例研究,以揭示预案修订过中知识生产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历次预案修订过程中修编主体在制度环境、主体特质和焦点事件的耦合作用下,借助循证策略、模糊策略和借力策略,实现了“知道是什么”“知道为什么”“知道是何人”以及“知道怎么做”四类知识的生产。     

国家创新体系:科技与人文缺一不可

中国社科院“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指出，不能把知识经济和知识创新中的“知识”狭窄地理解为“科技知识”，还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从这一视角出发，他们提出了“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项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工程”的观点。 　　毫无疑问，强调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     

组织建设篇（之六）

从政策的公共性来看，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政策问胚的现象与对策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问题的显现源于社会公共活动自身的发展及其变异；对策研究则是从公共利益出发，以问胚导向为原则，以探索问题的解决为目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以本着解决问题为本而甚少牵涉个人价值，政策制定是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力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包括机构和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必要性分析

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以增强其公共性十分必要，一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本身是一个社会各利益群体进行博弈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二为公民参与是弥补政府有限理性的缺陷与克服公共权力腐败的必要路径。在我国，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存在缺位问题。鉴如此，有必要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机会。我国目前已拥有逐渐提高的国民素质、良好的法制基础和逐步完善的民主机制等诸多有利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的可行性条件：     

论公共政策执行力

公共政策执行力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概念。作为衡量政策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培育和提升也是渐进的。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由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原因,执行力薄弱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尝试将企业管理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和政府管理实践相结合,从概念、解析出发,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内涵、特点、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作一初步探讨。     

论政策哲学的范畴网络体系

政策哲学以政策现象为逻辑起点,以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之间的矛盾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运动的规律.研究政策哲学的范畴网络体系是创建和发展政策哲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基础工作.政策哲学的过程范畴是其范畴网络之“经”,政策哲学的价值范畴是其范畴网络之“纬”,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是政策哲学的基石范畴,政策现象则是政策哲学的核心范畴,它们共同构成政策哲学的范畴网络体系.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征文通知

为推进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深入挖掘当代中国政策过程案例,完善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方法,提高政策过程研究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指导作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将于2008年3月在天津南开大学联合举办“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欢迎各界人士踊跃参加。一、会议主题: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与实践二、会议专题:(1)前沿公共政策过程及其理论本土化研究;(2)转型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实证研究;(3)公共政策过程的实证方法及技术研究;(4)政府决策信息与智力支持系统研究;(5)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机制分析

公众参与机制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和具体表现形式,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随着民主政治发展步伐的加快,公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维护自身利益。从公众参与机制的价值分析出发,可以看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才能从决策主体、制度、参与渠道等多个层面提出公众参与机制的优化途径。     

专家热议浙江未来发展

前不久，一场名为“浙江区域发展与国家战略”的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主办方是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和省工业经济研究所，邀请了国家有关部委的专家和部分经济学索对浙江“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的确立建言献策。     

试论公共政策执行障碍及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预期、路径、信息、素质和制度等障碍,这就要求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分析、公共政策的学习、宣传、激励、监督和制度创新等以预防和消除障碍,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公共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     

中西公共政策主体的比较刍议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参与、影响公共政策全过程，对公共政策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决定作用的组织或个人。公共政策主体主导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乃至调整。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效地维护与增进并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而由于在管理中地位的不同，政策主体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也各异。公共政策运作的整个过程就是多种主体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维度上看，每个主体以及主体内部的各个层面都存在不同的利益，共同作用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所以从公共政策运行的各个阶段，来关注公共政策主体的发展状况就显得至关重要。     

执行力认知的群体偏好聚合与公共政策场域的适配性研究——以44名处级官员为样本的Q方法探索

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微观基础是官员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官员的执行能力在我国政策推进过程中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从执行力视角切入,以“执行力认知——政策场域适配——政策执行绩效”为分析思路,以44名处级领导岗位的公务人员为研究对象,运用Q方法研究官员在针对执行力的认知偏好上呈现出怎样的群体特征,并依据其执行力认知的群体特征分析结果,分别将官员命名为团队协作型官员、个体主导型官员和制度驱动型官员三类,并分析三类官员的执行力认知群体特征在特定公共政策场域要素组合中的适配性问题,以此来进一步探讨公共政策推进过程中围绕执行主体适配度可能存在的政策执行绩效改进路径。     

网络谣言治理,宜疏不宜堵

目前国内研究者对谣言的定性大都较为“妖魔化”,但涉及公共政策的谣言一定程度反映着民意。对公共政策类谣言的合理规制,将有助于谣言的治理及公共政策的出台。治理公共政策类谣言,可以从前期谣言源头、中期传播过程以及后期危害应对三方面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