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概述

本文详细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对于这一时期有关他的评论作了细致的概述,以此来展现本时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成果与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遭受冷落的原因探析

相比同时代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遭受了冷落,其原因包括文化审美心态的迥异、国人宗教意识的薄弱以及作家艺术表现手法的陌生化效应.     

苦难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受难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称为残酷的天才,《白痴》体现了他对描写苦难的一如既往的偏爱。《白痴》隐含着＂基督受难＂的原型,梅思金就是基督化身的十全十美的人。苦难因而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梅思金＂成圣＂必须经历的考验。小说的悲剧结局,一如耶稣之死,实为救赎的开始,而梅思金就是＂牺牲于当下的一颗未来的种子＂。     

从《卡拉马佐夫兄弟》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孤独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大起大落，是世界文坛最富盛名的天才作家，也是最有争议的个性作家。后来的文学界、思想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及其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反复的探索，并产生强烈的反响，这种影响是长盛不衰的。不同的研究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发现。“洛斯基从上帝问题出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为‘宗教艺术家’；巴赫金从作者的创作个性出发，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原罪”与“救赎”的悲剧色彩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以“残酷”著称的天才作家 ,在他对人性恶的焦虑与对基督的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中 ,表现出了一种以人为出发点的异变了的宗教———人道宗教。他认为人生而有罪 ,要忏悔自新 ,即“原罪”与“救赎”。人道与宗教使陀氏陷入了永远也挣脱不出的两难困境 ,这正是其悲剧所在     

论布洛陀信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布洛陀信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倡导和谐与共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标准,对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起到积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为了促使布洛陀信仰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可采取保护传承和管理规范双重引导措施。     

论宗教思维——兼论语言对宗教思维的导向作用

宗教思维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出现,它既有理性思维的进入,又有非理性思维的渗透,但其理性不能贯彻到底,因为最终它要为信仰服务。宗教思维的运行离不开语言,它由语言的导向而运行,但语言对于宗教思维的导向具有“不充分”的性质,因为宗教思维可以不完全依赖于语言的引导,还可以通过实物或行为引领宗教思维的前行,以非理性的思维形式,直指信仰者的心灵深层。     

作为法律之超理性背景的道德与宗教

宗教因素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是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可视为研究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发展的切入点.对中国来说,宗教对法律的影响表现得不甚突出,但对道德问题的解说则构成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知识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和宗教是分别作为中西方法律的超理性背景而存在的,并成为支撑中西方法律存续的大前提.而在当下,两种因素都面临着危机或是挑战,致使法律陷入危险的局面.此时再次讨论信仰问题,或许是必要而紧迫的.     

论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格老秀斯的自然法属于古典自然法学范畴,该自然法理论曾于17、18世纪风靡整个欧洲,并成为近现代西方法律制度渊源。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它带有普遍的和不可变易的特性。作为正常理性准则,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思想指示着人类理性的社会性行为,指引着社会道义的公正行为。在格老秀斯看来,人类若要超越＂自然状态＂,避免战乱带来的危害,确保人类的安全,就必须放弃企图占有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并通过相互契约的方式,把所有人的权利交给一个人或者交给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这样就可以把群体的意志变成个人意志,从而达到避免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之目的。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     

文化基本象征与艺术风格类型——斯宾格勒艺术思想论

迄今为止,斯宾格勒的艺术思想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历史研究中,他反对线性的进化论史观,而提出一种结构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均有其基本象征物,此乃各民族艺术风格类型的内在依据。具体地,他分别以“阿波罗”、“浮士德”、“路途”、“道”等作为古希腊、欧洲、古埃及与中国艺术民族风格类型的文化象征。斯氏文化理论与艺术思想对我们今天建构富有本民族特色美学理论有借鉴意义。     

论西尔科创作中的宗教与生态思想

在《沙丘花园》中,西尔科描绘了主人公印蒂歌在旅途中所参观的不同类型的花园,呈现出它们所代表的不同的园治理念,宗教信仰和生态思想。作者批判了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并引导读者重新审视原住民宗教和欧洲异教信仰所蕴藏的生态智慧,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     

笛卡尔思想中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笛卡尔著名的"乌尔姆三梦"表明,在其思想开端,信仰从神秘主义角度奠定了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其哲学中,笛卡尔则通过思辨理性的理智直观,得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奠定其形而上学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以数学为典范,在其形而下学中给出经验理性的原则。于是,在笛卡尔思想中,信仰所导向的目的论与理性导向的机械论形成一个紧张的关系。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儿童形象的比较研究（1860—1879）

基于美国学者费伦·詹姆斯分析人物模式的理论,比较分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儿童形象三方面的不同表现：儿童故事;诗化与悲苦的交织、观念儿童;纯朴与神圣的象征、儿童建构;展示与讲述的同构,从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笔下如白昼般快乐、光明的儿童乐园转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如地下工厂般阴森、悲苦、阴暗的儿童世界,从而领略两位艺术大师的艺术魅力。     

宗教现代性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维度

从1843年到1844年,宗教与现代性的张力,塑造出青年马克思哲学思考的两个维度。唯物主义与反映论的维度作为一种启蒙现代性的哲学方案,表现为现代性与传统宗教的激烈冲突。马克思沿着这个维度,向社会历史的世俗基础靠近。黑格尔哲学融合了宗教与现代性,在另一个维度上成为青年马克思的焦点问题,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他把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理论视为黑格尔哲学的替代方案,但是这种方案仍然置身于宗教现代性的限度之内。这两个维度的发展,把马克思推向1845年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时刻。     

信仰与理性的“永恒盟约”——论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著名批评

本文依据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批评，从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角度探讨两人宗教思想的差异。首先分析了二人面对的相似处境：以理性为特征的近代文化和信仰的冲突。施莱尔马赫将教义学看作是历史神学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一门实证科学，系统描述作为基督教本质的“情感”。黑格尔批判这种情感宗教，认为情感是主观的、低级的，无法把握真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真理，保证信仰的普遍客观性。两人的这种差别鲜明地体现在三位一体学说上。他们的冲突体现了信仰与理性、直接性与间接性、描述与规定的紧张关系。     

论涂尔干的人性与社会二重性思想

埃米尔·涂尔干是社会学学科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他从启蒙、理性、分工、团结等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及其转变的角度探讨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问题。本文就涂尔干思想中最基本的问题:人性与社会的二重性思想及其来源,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做了梳理和讨论。     

反思我们的青年榜样教育——兼论榜样的人性反思与理性批判

对青少年进行榜样教育是我国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但时至今日,榜样的道德力量已日渐缺失,过去的道德榜样(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已日趋边缘化,而处于中心的榜样们(影视明星、企业老总、公众人物)又难以作为道德楷模而存在。曾经作为道德教化的树立榜样的方法不得不面临在现实生活中备受冷遇的困境,对树立榜样进行人性反思和理性批判,并非要颠覆榜样所代表的道德本身,而是要反思我们以往通过悖逆人性来进行全能理性设计的种种观念,并进而寻求一种更加合理、宽容、人性与理性的青年德育模式。     

民族文化的体认与民族精神的弘扬──论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文学活动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文学是民族 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回族文学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色彩与本民族的精神风貌。回族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论“太学派”三先生的思想与创作

"太学体"是流行于宋仁宗时期的一种文体.长期以来,评论界几乎忽视了它的存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理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考察分析,确立"太学派"在宋代思想、文学史上相应的地位.     

浅议湖湘文化对李白创作与思想的影响——兼论湖湘文化的源头

地域文化对李白思想与创作的影响很大。从李白出川路径选择策略来看，血性传承、经世济用等南楚湖湘文化特质对李白最终形成“济苍生”社会政治理想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