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说“不＂——网络谣言受害者的法律反击》一文所涉案件结案

本刊2013年10月下半期《封面故事》栏目刊登的《张琴说“不”——网络谣言受害者的法律反击》一文，现文中所涉案件已结案。10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张琴名誉权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判决IT商业新闻网运营商（大东半岛公司）、中华网运营商（华网汇通公司）在其主办网站首页和全国发行的报纸显著位置上刊登致歉声明，大东半岛公司赔偿张琴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华网汇通公司赔偿张琴精神抚慰金1．5万元。     

是谁导演了“与民争利”的土地收归工程——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政府与农民土地纠纷事件调查

前段时间．本刊接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金牛镇彩凤村井头营三个村民小组500多位村民的联名举报信．反映该县政府仅凭一纸政令就废止了依法发放给村民的《山林权证》和《社员林地使用证》，把村民耕种的集体所有的田地和林地收归国有。闻讯自发前来的村民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时。警察竟向群众发射数枚催泪弹并拘留群众十多人．其中7人被判刑．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近日，本刊记者对此事进行了采访．     

法律规范的分工与重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垮塌的启示

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各个部门法、规范、规章按其调整对象、效力层级的不同等因素进行划分,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各有分工。但当这些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发生衔接或者重叠时,法律规范之间就发生了重组,如果重组失败,就会引发不良的后果,哈尔滨阳明滩大桥的垮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法律规范之间所应具备的衔接性,即法律等社会规范分工之后的重组所产生的法律漏洞问题。     

哲学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真理与方法》对法学的启示

通过对《真理与方法》等解释学著作的学习 ,本文初步论述了法学的三个问题 :第一 ,法律解释学不是科学理论 ;第二 ,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及其意义 ;第三 ,理解中的偏见与法学教育活动。     

法律解释的去理论化与立场转换——认知心理学的启示

学界提出的各种法律解释理论不仅仅在规范层面上无法自圆其说,同时也无法对法院的解释实践作出准确的描述。尽管针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经验研究表明法院的法律解释实践趋向于新文本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但这些经验研究却没有证明法官遵循了这些解释理论。在对法律解释去理论化之后,如何看待实践中存在的"微观不一致与宏观一致"需要一种立场转换,即关注作为解释主体的法官的认知过程。     

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机制要靠法律保障——法国、荷兰科技法律制度考察的启示

2004年9月,我随科技部组织的中国科技法律制度考察团,赴法国和荷兰考察了两国的科技立法的情况。考察团先后访问了法国政府研究与新技术部、科技创新署、原子能委员会和Genople生物医药科技园区;荷兰政府教育科学文化部、经济部和皇家科学院等单位。考察团在与两国政府官员、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的接触中,了解了科技立法及法律实施的情况;更感受到:为了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两国政府在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机制上运用了法律手段,对其产学研组织和科技人员从事创新活动给予了保障;这一举措,是值得我国加以学习和借鉴的。一、法国和荷兰的…     

中国农村治理变迁与获致司法正义——“法律赋能”的启示

在治理结构的变迁中农村获致司法正义遭遇了困境。这包括司法服务能力虚浮、政权"内卷化"和存在治理真空、农村法律精英缺失,以及现代法律制度挤压传统治理规则等。从法律赋能的角度理解,农村获致司法正义实现的重要障碍在于农民法律权能的流失。因此实现农村的获致司法正义,不能仅靠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对农民进行法律赋能。尊重非正式制度、发展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培养农村社区法工等都是可行举措。     

反思与转向——《英国庄园生活》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西方经济—社会史学经典著作《英国庄园生活》,是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的一面镜子。通过研读该书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应做出必要的转向。《英国庄园生活》所体现的经济—社会史学研究方法即其中一个可能的选择。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云南孟连"7·19"事件的成因与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由此产生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如何化解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以云南孟连"7.19"群体性事件为切入点,从法治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对策,以期对群体性事件的化解有些裨益。     

“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理论的启示

在危急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有时伴生着一种人们称之为“见死不救”的现象。“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被定罪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定罪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只有在事实已被认定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法律评价。“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构成到底如何?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发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见死不救”行为进行解读,从而作出准确的法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