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差异性公平配置理论及法律制度研究

公平合理的排污指标分配是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实践中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配很难做到绝对公平,实质上是一种相对公平,是体现区域差异、行业差异和企业差异的差异性公平配置.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分配管理,应当创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差异性公平配置的基本法理并建立一套差异性公平配置制度,如完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差异性公平配置模式、建立差异性公平配置体制、明确排污指标的权利属性、确定差异性公平分配原则、建立统一指标分配核算方法,并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从而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差异性公平配置.     

京津冀污染物排放区域协同政策法律问题研究

环境污染的巨大压力倒逼京津冀开启区域合作新模式,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成为三地共识.污染物排放是环境污染的首要元凶,然而三地污染物排放的浓度和总量控制标准不一、规划不同,诸多差异或冲突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造成制度层面制约,成为联防联控发展的瓶颈.为此,京津冀三地亟待探索建立区域协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逐步统一区域环境准入门槛,构建协调的区域污染物排放政策法律制度体系,从而为统筹区域污染治理、协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破除壁垒,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污染防治法中的总量控制制度概述

总量控制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制度,本文对该制度的内涵、分类以及发展过程进行综述,总结该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国污染防治法中的总量控制制度概述

总量控制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制度，本文对该制度的内涵、分类以及发展过程进行综述，总结该制度的发展趋势。     

量化控制行政许可论析

设置行政许可制度的初衷在于避免许可事项的泛滥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实践中,由于绝大多数行政许可不具有排他性,而社会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对特定许可事项的需要量和承受量是有限的。这就会出现行政许可制度的预期目的难以实现,社会利益仍然受损的现象。因此,建立行政许可的量化控制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本文拟就量化控制的概念、特征,量化控制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具体运行机制浅加探讨。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案总量再创新高

2001年中国顺利人世，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改革开放稳步深入，对外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持续发展。伴随着国家经济贸易的可喜发展，贸促会所属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称贸仲)的仲裁工作也乘风破浪，受案总量再创新高。     

WTO保障措施制度研究

中国在WTO成员国中很容易受到贸易保障措施的影响。所谓WTO保障措施,是一种贸易救助方法,指一国对某种产品进口量增加,可能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重大影响或损害的情况下,可以对该进口成员国以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对该产品进行进口限制。我国也应该更多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和WTO规则来解决问题。同样的,我国可以利用上诉合法保障制度来保护国内的产业。     

简析由"总量翻两番"到"人均翻两番"的意义

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GDP翻两番的新要求意义深远,强调"人均",就是要我们认清国情,理清思路,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之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由"总量翻两番"到"人均翻两番"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人口发展走到十字路口总量增长、素质偏低

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时代的十字路口。 这一次，不是因为它遭遇的高增长压力，而是它面临的发展失衡危机。     

GATT/WTO保障措施研究

“关贸总协定的目标在于,通过其成员国相互提供互惠互利的关税减让,来维持各成员国在实现其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努力的平衡。”①为正视各成员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利益上的不平衡,吸纳更多成员方加入多边贸易体制,GATT法律体系从其诞生之日起具有法律性与务实性并存的特征。一方面,通过严格的法律约束使其基本原则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又赋予某些规则的实施以额外的灵活性,并且减轻任何不适宜的僵化,以协调多边贸易体制的共同、长远利益和各成员方暂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保障条款（SafeguardClause）便是GATT这一精神的…     

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

行政处罚中罚款规制的可行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罚款数额设定方式的恰当选择和科学组合。每种设定方式各具优劣,而单独或组合使用这些方式既可能出现优势互补,也可能导致缺陷放大。从对上海市地方性法规罚款数额设定方式的实证研究来看,我国今后相关立法需要在准确评估各种设定方式优劣的基础上,注重不同调整领域罚款数额设定方式的恰当选择,相对节制单一方式的使用,彻底杜绝概括式设定方法,追求“社会正义、罚以当过、足以制裁”的规制目的和“便捷可行、灵活运用、适度裁量”的执行需求之间的平衡。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数额认识错误初论

数额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表现为货币或财物的行为对象的经济价值量的认识错误,即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的行为对象的经济价值与实际经济价值的不一致。从本质上看,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错误类型,而是属于事实错误中的对象认识错误。是否属于数额认识错误,应当依据法定符合说进行判断。行为人对行为对象数额的认识错误超出构成要件所要求的限度,就会影响到故意的成立以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行政撤销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撤销权是指行政主体消灭其所作的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权力。行使撤销权的正当行使具有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如果缺乏对其有效控制则会导致很多弊端。建议应在立法上着重对行政撤销权制约机制的制度设计。包括：确立公共利益优先和信赖保护原则、明确规定适用撤销决定的标准和情形、加强程序设计、建立内部追责机制等等。     

《环境保护法》修改中若干基本问题的定位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已实施18年,其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已明显落后于当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践。在《环境保护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对立法目的、立法模式、制度体系等基本问题重新进行定位,使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符合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社会实际,顺应环境法发展的国际趋势。     

海洋生态系统法律保护研究

面对日益严重的海洋资源衰竭、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境破坏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的立法备受关注,在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海洋环境污染、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等方面均有了相应的法律。认为需要遵循生态系统规律,从海洋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立法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海洋环境污染;建立健全科学的海洋生态法体系需要注重研究海洋生态规律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性,由三个层次的海洋生态法律有机地形成海洋生态法体系。     

论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传统的过失犯罪都是实害犯,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器械的广泛应用,过失犯罪危险化已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论证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主观过错,更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现实意义在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另外,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只应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在设置刑罚时应遵循谦抑原则。     

刑事司法解释中的"累犯加重犯"之研究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累犯加重处罚原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侵犯了立法权,应该取消;从抽象的角度来看,司法解释立法化有我国宪法的依据;通过对法定刑的限度以及数额犯的反思,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创设累犯加重处罚原则。     

恩格尔定律与财产犯罪数额标准之确定

通过对财产犯罪的历史性考察,以恩格尔定律为基础建立了确定和调整财产犯罪数额标准的理论模型,指出应以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作为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并应在家庭平均储蓄余额等于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时将财产犯罪数额标准调升为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并根据模型论证了财产犯罪与财产侵权的区别,对实定刑法上贪贿犯罪数额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失当进行了反思。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810年《法国刑法典》,此罪的设立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但现行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困难,致使难以发挥该罪立法预期的效能.通过适当扩大犯罪主体范围、适当加大主刑处罚力度和幅度、增设附加刑及对"说明责任"问题进行论理解释的方法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