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责任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颁布与实施为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设置了风险防控这一犯罪预防性责任。犯罪风险防控责任来源于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治理领域所承担的主体责任，并以风险防控作为责任的价值目标。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条文规定，犯罪风险防控责任由信息核检义务、特定行为禁止义务、合理注意义务以及侦查协助义务四项基本义务构成。犯罪风险防控责任需通过确立政府监督者地位、提高义务履行标准、限定责任承载范围以及完善既有评价机制的方式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领域予以落实。     

网络犯罪侦查机制的三维一体化建设研究

网络犯罪侦查机制是实现新型犯罪侦查合理优化的内容通过描述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及分析国内外网络犯罪侦查的现状,结合网络犯罪实际提出了网络犯罪侦查机制的定义及本机制的要素组成,设计提出网络犯罪侦查机制的三维一体化模型,力图将信息资源数据侦查、数字技术侦查、网络轨迹侦查在三维空间中形成交汇与融合,为提高案件侦查效率和发挥工作效能提出理论指导。     

大数据背景下侦查工作机制的创新

侦查工作机制是现代警务管理机制的组成部分,是警务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工业技术革命导致侦查工作机制变革的历史表明,生产技术在促使社会生产方式改变的同时,也影响着犯罪类型的变化、犯罪发生数量的增加、侦查技术的提升,并最终促使侦查工作机制变革。当前,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针对计算机网络的犯罪与利用计算机网络的犯罪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也为侦查工作提供了大量新战法。为了适应大数据背景下侦查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有必要调整机关内部职能部门的设置,完善警察机关的侦查资源配置方式,提高侦查执法工作的规范性,以进一步提升侦查工作效率和人权保障水平。     

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论网络侦查

网络侦查是指侦查主体在侦查工作中,以计算机网络等技术为支撑,借助公安或其他专用网络,按照法定程序获取侦查对象网络通信痕迹,从而获取犯罪线索和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手段。网络侦查具有实时监控、制止预谋犯罪、跟踪定位、发现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线索和证据的作用。网络侦查的条件有首要条件、技术条件、必备条件。     

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侦查对策

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具有涉及面广、组织集团化、手段多样性、手法智能性等特点,由此也给侦查破案带来许多困难。为及时有效地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侦查机关要认真分析其规律和难点,研究制定侦查对策,建立＂落地侦查＂破案机制,实施信息化侦查,完善侦查协作机制,综合采取各种侦查措施和形式,全面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论侦查的社会价值

侦查社会价值是侦查价值的重要内容,主要强调了侦查程序对社会各方面利益的保障。侦查社会价值是确定侦查目的的依据,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以及社会发展的产物。实践中,制约侦查社会价值实现的因素主要包括侦查体制、侦查人员素质、犯罪的复杂程度等。侦查机关可以通过树立正确的侦查社会价值观、提升侦查人员的素质、完善各项制度等途径来促进侦查社会价值的实现。     

网络传销犯罪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传销犯罪作为传统传销犯罪的＂升级＂,具有涉众广泛、传播迅速、高度智能和高度隐蔽等特点,相比于传统传销犯罪,网络传销犯罪的社会危害更大,侦办难度也更大。目前,在网络传销犯罪的侦办方面,传统的侦查模式存在着侦查介入过于被动、侦查协作机制不全、侦查取证手段落后和侦查公开把握不好等诸多问题。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网络传销犯罪,须...     

优化网络赌博案件侦查的几点思考

网络赌博犯罪活动具有隐蔽性强、跨域性广、技术性程度高、组织结构严密、涉案金额大等特点,给公安侦查工作带来发现案件难、侦查协作难、调查取证难、全面抓获难、赌资查清难等问题。为有效遏制网络赌博犯罪蔓延趋势,公安机关必须优化网络赌博犯罪案件侦查对策,如扩展获取侦查线索的途径、全面深入地经营事件、完善跨国协作机制、多方突破查请款项等等。     

论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

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网络犯罪也以几何倍数增长。目前我国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面临困境:一方面是犯罪主体反侦查能力增强,导致侦查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是侦查机关自身的侦查能力不足,导致对网络犯罪打击不力。侦查能力与反侦查能力的此消彼长呼吁新的侦查模式诞生。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以建立资源占有上的绝对优势为核心,以整合现有资源配置扬长避短为补强,对网络犯罪实施不容还手的打击,这将大大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效率。在整个过程中,"信息一体化"是构建整个"非对称侦查"模式的基石。     

网络犯罪侦查取证的正当性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侦查的特点之一就是案件的线索和证据都具有虚拟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取证虽然只是网络犯罪侦查的一个环节,但其作用和涵盖的范围却涵摄侦查的整体过程。网络犯罪侦查取证对象的变迁,电子数据不确定性对手段和目的带来的新要求,以及网络线索扩线的特殊意义,导致了实践中任意性侦查行为与强制性侦查行为相互交融、案外第三人诉讼权利保障缺失等问题。为了回应网络犯罪取证程序的现实困境,应对网络犯罪取证行为进行动态规制,除了严格规制手段和目的外,还应注重程序入口方面比例原则和数据收集最小化原则的适用,以及取证行为的动态规制。     

网络攻防技术在诈骗网站侦查中的实践

涉网诈骗犯罪日益猖獗,此类犯罪目前已成为全国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案件类型之一。涉网诈骗犯罪案犯多为团伙作案,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主体线下实际位置遍布全球,犯罪手段智能化、形式多样且不断翻新。受害群体人数众多,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覆盖各个阶层。整体上,此类案件危害范围大,打击犯罪成本高、侦查要求高、电子证据易灭失。主要应用案例,复盘对目标的网络侦查过程,从网络攻防技术角度提出此类案件的侦查、数据固定方法与注意要点,拓展传统的刑侦信息流侦查主线,能够为广大刑事侦查员提供新时期下的涉网案件侦查方法参考。     

网络传销侦查研究

网络传销迅速地蔓延,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传统的传销模式披上了网络外衣,犯罪模式也日趋多样化,这给案件侦查增加了许多难度.侦查机关应根据网络传销组织的特点,通过情报信息主导侦查,加强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固定以及控制资金流向等措施,达到打击网络传销的目的.     

网络监督在腐败犯罪侦查中的建构

腐败犯罪的特性使侦查机关在侦查工作中一直面临着诸多问题。网络监督是舆论监督的新平台,给腐败犯罪侦查提供了强大的信息量,极具价值,但同时也有一定的潜在风险。因此,在侦查工作中,网络监督的运用在方法上要科学合理,程序上要严格控制,努力兴利除弊,合理合法地为侦查工作服务。     

网络侵财犯罪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的发展,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网络犯罪以网络侵财犯罪为突出表现。网络侵财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侦查工作亟需予以重视。从侦查模式的角度观之,则发现网络侵财犯罪在考验着侦查模式的适应性。网络侵财犯罪侦查工作中,传统侦查模式存在着侦查运行依赖人力投入、侦查决策倚重工作经验、侦查破案口供依赖性强这三个方面的局限。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侦查人员利用大数据积极寻求网络侵财犯罪侦查工作因应之道,则促使侦查模式演变为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网络侵财犯罪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有着成熟的理论基础与迫切的现实需要。在网络侵财犯罪侦查工作中,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的适用表现为侦查思维指引下特定的侦查方法。     

网络犯罪的特点及其侦查对策

网络犯罪具有秘密性、跨区域性、专业技术性、证据易毁性、罪恶感淡化等特点。侦查网络犯罪需要建立动态网络监控体系,构建网络犯罪侦查协作格局,加强网络电子证据收集,充分发挥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在侦查中的作用。     

网络犯罪侦查技术初探

计算机网络已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网络本身及储存在网络中的信息也由于具有特定的价值而成为了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目标。独特的隐蔽性和高科技性使得网络犯罪的侦查较其它犯罪更为困难,因此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技术、网络犯罪的侦查方法、网络犯罪情报的搜集是加强对网络计算机犯罪侦查相关研究的重要领域,是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     

诱惑侦查特征研究

随着毒品犯罪、伪造和贩卖假币犯罪、假证件犯罪等所谓“无被害人之犯罪”和多样化的网络犯罪日益突出,诱惑侦查这一特殊的侦查措施越来越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研究诱惑侦查的内涵,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行为的特征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以期达到准确甄别诱惑侦查与其他侦查措施不同的目的,进而准确把握诱惑侦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侦查实务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     

金融犯罪网络化趋势及其信息化侦查取证对策

人类社会业已迈入信息和网络时代,金融犯罪的网络化趋势不可避免。根据实施金融犯罪对网络信息技术依赖的程度不同,网络金融犯罪可以分成三类: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简单存储和传输手段的金融犯罪、以网络信息技术作为重要传播手段的犯罪和比较纯粹的网络金融犯罪。为应对金融犯罪网络化趋势为侦查取证带来的新挑战,应采取信息化侦查取证对策:一方面要完善网络和计算机侦查取证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树立"以信息制信息"、"以网制网"的工作思路,在侦查取证环节寻找新的机遇。     

企业跨境数据流通中的合规问题——以跨境数据取证为视角

随着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电子数据已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然而,由于受到主权、管辖权以及取证程序等因素的困扰,侦查机关的跨境数据取证工作面临较大压力。由此,一些掌握了海量数据的企业便成为侦查机关打击国际犯罪、完成跨境数据取证工作的首选协助目标。不过,这些企业在履行协助义务的同时,也将面临法律义务冲突、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冲突等合规困境。为此,既需要从国际层面构建二元化的数据跨境协作体系,也需要积极建立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常态化机制,关注企业履行协助义务的可行性和合比例性问题,从而有效化解企业在协助侦查机关跨境数据取证活动中所遇到的合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