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之路的探析

目前,选择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国家类型划分标准也各有不同。诉讼类型法定化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技术上的操作可能性,同样,弊端也凸显,当事人案件无法对应纳入法定诉讼类型时,其寻求救济的途径就会受阻。我国未将行政诉讼类型法定化,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具有独特的中国法治特色。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研究重点应当是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司法解释中关于各类判决方式的法定适用条款加以丰富后,形成阶段性的司法成果,再将之及时转变为正式性立法。     

我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完善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民事执行程序中非常重要的救济程序,由于我国在执行异议之诉制度上立法起步较晚,相关法律规定并不明确,且受执行过程过各种因素的影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这项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导致第三人滥用该制度,发生恶意阻止执行的行为,进而增加了执行的困难.针对目前执行异议制度存在的...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构建为中心

我国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新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事后救济制度,它与第三人参诉制度、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对第三人的保障制度。我国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保障第三人权益和抑制恶意诉讼,但是第三人撤销之诉除了一个法条规定外,并没有更多的涉及到具体适用方面的问题。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构建方面,应该由做出生效裁决的法院专属管辖,并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但是也应该适当限制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权限,注意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在适用中的衔接。     

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以台湾地区立法为视角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于第56条第3款设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这对于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遏制恶意诉讼方面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此项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仅有一个条文进行了规定,没有相配套的制度和具体的操作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尚存在诸多不便。本文中笔者在对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提出一些建议。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价值与功能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规定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与审判监督程序有很多相似之处,是与之并列的纠错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参照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相比于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在起诉主体、诉讼种类、起诉理由等条件上规定的更为合理,能够给予第三人更为宽泛的救济。     

被执行人破产后执行异议之诉的研究

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执行异议之诉是否应当继续审理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与处理模式.法律规定的空白、司法实践的不一致,造成了诉讼参与者某种程度上"无所适从",也导致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没有通过法律途径救济的可能性.     

浅析债权人撤销权

该文结合债权人撤销权的定义,厘清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以及认定方法,并提出债权人提出撤销权之诉的诉讼程序,以确保债权人撤销权落到实处,确实维护合法权益。     

公司人格否认之诉问题研究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我国公司法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其是出于对公司和债权人的保护而对公司的独立人格做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以揭开公司的神秘面纱。该制度的主要支撑和司法体现是公司人格否认之诉,公司债权人等以公司股东或是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迫使股东离开公司这把保护伞而承担责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该诉讼的运用还有待通过明确适用原则和诉讼主体等进一步完善。     

诉调对接背景下诉源治理多元主体之家事调查员构建研究

诉调对接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进一步落实家事调查员主体构建,完善家事调查员制度,才能做好家事审判工作.本文阐述诉调对接的概念,并结合课题调研分析诉源治理主体之家事调查员的实践情况,最后,提出诉调对接背景下诉源治理主体之家事调查员的构建路径.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目前还处于局部的试行之中。这一制度对预防犯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要探索和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应占有其一席之地。     

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的法理证成与流程规范

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是平衡保证合同关系中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关键所在,是一般保证人在诉讼各阶段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但与我国《民法典》同时生效的《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具体条文中出现了直接的规则冲突。本文在研究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在大陆法系的产生及立法例并对该制度的特性进行明晰的基础上,剖析该制度的法理基础及价值导向、列举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制度在我国法律条文中存在的冲突,以期重塑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保护制度在起诉、保全及执行阶段的流程规范。     

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制度中诉前诉中“双漏斗”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2019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20个城市中、基层法院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某市某区法院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首批试点法院,通过诉内与诉外的案件分流,构建了诉讼与非诉讼对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诉前、诉中“双漏斗”矛盾化解大分流格局。但在实践中如何有效地“双分流”推进诉源治理,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制约着矛盾纠纷化解的成效。笔者以该法院为例,结合审判大数据分析诉源治理出现瓶颈的原因,从而制定诉源治理的工作清单、完善繁简分流机制、细化诉源治理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加强数据应用实现智能化治理四方面提出建议,从而纵深推进民事诉讼繁简分流的路径。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缓诉制度中的运用研究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在决定对其是否适用缓诉以及缓诉的结果上有重要影响。借鉴国外有关的立法及司法经验,阐述了品格证据在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缓诉制度中的具体运用,尤其界定了前科劣迹的范围,论证了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品格证据的主体、内容、原则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应纳入法制轨道

今年中央政法委将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确定为"四项改革"之一,明确提出了将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的改革思路。在新形势下,正确审视现行涉法涉诉信访存在的问题,积极稳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合理构建科学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引导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制轨道内解决,势在必行。     

实行“捕诉合一”的理论依据与实务根基——以“钱穆制度陷阱”为视角

“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各有利弊、争议久矣。“捕诉合一”有助于提高效率、引导侦查、减少内耗,但理论界认为其存在中立性丧失、办案质量下降、内部制约失衡等危险。为了避开“钱穆制度陷阱”,应思考“捕诉合一”的理论依据,遵循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等原则,从地理、人物、人心三个维度展开探究。“捕诉合一”并非“捕诉分离”的否定,也非固有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分析利弊、总结经验、完善机制的螺旋式上升。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研究——以行政诉讼类型化为视角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关系到什么人能提起行政诉讼并启动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程序的关键问题。它对我国行政诉讼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相关问题没有达成共识,给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带来困难。本文将在阐述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问题及梳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视角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再发展做尝试性探讨。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法院审理后的救济制度,它与第三人参诉制度、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目前司法程序中对第三人的保障制度。本文就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机制之思考

犯罪成因的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等方面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检察机关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核心,以文明公正执法为载体,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和犯罪预防等案件办理的每一个环节,不断进行实践和探索,逐步建立并完善未成年人捕诉监访一体化工作机制,可以有力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困境与解纷出路: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试点改革论析——以S省P县法院为实证分析样本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治理模式与纠纷解决机制中暴露的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民间调解的衰落与诉讼增长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司法资源又不足以处理日益增长的矛盾纠纷。纠纷解决的需求与司法供给的不足形成尖锐的矛盾,而社会冲突多发、激烈对抗和持续积聚己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如何整合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解纷力量,妥善、高效、彻底的化解矛盾是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诉非衔接机制无疑是不二选择。     

浅议我国行政诉讼质证的不足及完善

本文从质证的基本原则、模式、主体、对象、内容、程序这几个方面对构建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质证制度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