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态特征和自我认同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以北京某大学食堂女工为例,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面考察了她们的生态特征和自我认同,发现她们在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结构性原因在于城乡文化的矛盾、户籍管理制度的障碍、家庭和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农村和城市两端推动相应的改革和发展。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影响调研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其就业质量息息相关,社会资本对其择业机会、职业选择和职业适应的影响很大。通过对贵州省户籍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分析可见,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不理性状态,具体表现为识别择业机会的能力较弱、职业选择呈现出盲目性、职业适应呈现出困难性;社会网络的规模、异质性、节点社会地位、关系强度和关系类型对其择业行为亦有显著影响。因此,要切实重构与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引导其由目前生存型择业提升为发展型择业,从而提高其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调查与分析——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制衣厂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既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又是社会发展中极为活跃的因素。按照问卷调查与无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和未来规划上有自身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属性对公民意识的影响分析——以浙江金华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是他们在务工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对个人主体性和社会身份的认知,是以特定价值观为指导的对他人、社会与国家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关系的体认。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6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分析调查数据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分类、年收入等社会属性与其公民意识的各维度相关性较强,不同社会属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及其各维度均有显著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总体处于中下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多维性社会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具有多维性的特征。这种多维性体现在:经济适应是基础,社会交往适应是条件,心理适应是结果。在短时间内,进城农民工很容易完成经济适应,然而心理适应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除了关系网络的作用外,稳定的职业收入以及自身所处的较高的相对经济位置是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现象研究——以湖南省H村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大型“新兴”人群,颇得社会和学界关注。然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问题却一直是研究的盲点。这有碍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认知与理解。对湖南H村的实地考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是打工经济背景下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要承受更多另类牛郎织女困惑：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另类牛郎织女困惑是打工经济背景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都将存在。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以犯罪整合理论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整合各种犯罪理论才能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将犯罪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压力理论进行整合,用以分析其犯罪原因就是一种思路。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其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缺少家庭的关爱与正常教育,在其生活中缺乏有效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由于生存压力过大而导致的紧张和失范,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济南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对于建设＂美丽新泉城＂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济南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存在危机。应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切入点,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乡劳动力统一就业制度,为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制度和体制保障;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导作用,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为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组织保障;以尽快建立健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专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重点,为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法律保障;以培植人文关怀的环境、构建人文关怀的体系为生长点,建立完善农民工的精神关怀机制,为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精神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力,但由于国家制度、经济、社会关系等客观因素以及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取向等主观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受到阻碍,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为了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必须强化政府的主体作用,加速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发展平台;加强学习培训,引导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多管齐下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形成合力,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     

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进城农民工除了经历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外,还要经历一个社会网络的转型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转型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和借重程度大大降低,城市特征更为明显。职业和居住地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     

陌生自由人社会及其内卷化——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思考

建构成熟公民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就社会结构现状而言,中国仍然处于陌生自由人社会状态,突出表现为社会自组织孱弱、公民参与缺乏、精英特征明显、社会分化严重、公民文化缺失。且由于国家与市场等外在因素制约,陌生自由人社会内部结构不断复杂化,社会流动减缓,碎片化结构简单复制,社会分化与冲突加剧,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内卷化趋势,无法朝着成熟公民社会这一高级模式顺利转化。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引导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对新生代农民工有积极引导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城市融入度较高、民主平等和开放意识更强、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自觉性较高,能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党组织产生密切联系,这些都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有着广阔的发挥正能量空间。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社会资本理论启发我们：通过外力作用来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可使有限资源发挥更大效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当前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中的难点之一。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及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当前必须立足于城乡平等和城乡统筹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消除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歧视,建立城乡一体和公平的义务教育体制。为千千万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创造条件。     

二重与多维:融入进程中的社会认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920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和访谈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现状为:对公共政策歧视度呈中性偏消极评价;与市民的人际交往状况较差,但未现隔离与排斥之势;对现代性的城市文化初步接纳与认同;自我身份认同游离于"市民"与"农民"之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总体呈现广度上的多维性与深度上的二重性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需求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是解决中国城市化的关键。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生活、发展、情感等多重现实需求,应引起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逐一解决,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及其培育——以杭州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其公民意识问题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一是充分了解在杭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现状;二是识别影响其公民意识的相关因素;三是提出如何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水平,加强农民工公民意识教育的对策建议。     

差异与排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联动分析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农民工群体开始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农民工的核心群体.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却仍存在诸多障碍,社会差异、社会排斥问题成为社会融合的主要困难.本文选取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为研究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差异、社会排斥的现实状况和影响因素,特别是考虑到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两个方程残差项相关,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和Biprob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联动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年限、技术级别、家庭负担、心理落差四个因素影响显著,回归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减少差异、排斥,促进社会融合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当前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一低一高”的特点,即“整体水平低、整体需求高”。经济收入与结余相对较低,闲暇时间与工作强度不对称．社交网络较为单一。社会参与成效不明显,因而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丰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应以政府部门为先导,做好“转方式、强服务”的基础工作;以基层团组织为依托,打造“全覆盖、重参与”的工作格局;以社区为阵地,加强“共分享、促德育”的文化功能;以社会资源为补充,形成“聚合力,共推进”的良好氛围。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以201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后发现,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差异、劳动时间、流动时间等基本社会特征显著影响了他们的收入状况。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随着劳动时间和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而增长;单纯从事体力劳动在收入上处于劣势地位;而教育和性别对他们的收入影响不显著,说明现阶段郑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多集中在一些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男女同工的行业中。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既有赖于社会资本,也有赖于政治参与。本文采用2013年农民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关系、组织和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制度性政治参与对社会融合主要产生积极影响,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主要是消极影响。解决农民工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多层次融合的复杂社会问题,政府必须优化社会政治生态,在制度体系框架内促进建立平等、包容的共通性社会资本,引导农民工有序进行制度性政治参与,消除非制度性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