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和谐网络著作权生态的制度路径

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制度困境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互联网产业持续发展和我国著作权法制度完善的"阿喀琉斯之踵".从我国互联网与著作权十年来博弈生存的现实,到网络市场化背景下全球著作权制度面临的文化转型的尝试,我国著作权制度体系中应当尽快建立或者完善开放创新与保护权利间的平衡机制、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中介机制、著作权利益扩散的回馈机刺.以实现著作权侵权与互联网发展从对立向共赢的结构性转变,建构良性和谐的网络著作权生态环境.     

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中国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机及其消解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中,由于缺乏相关的意见表达机制或者说民意传输机制,司法改革的进程实际上主要为精英意识所左右,许多改革措施成为各种精英阶层利益的体现,而大众诉求则难以得到合理的表达.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时立、断裂,可能带来整个司法改革进程的精神困境,进而导致整个司法改革的目标错位和路径错误.为此,必须从理论和制度层面上寻求突破与消解,实现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良性沟通.     

试析我国弱势群体的立法保障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逐渐成为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热题。本文阐述了弱势群体的含义、特征及其产生的相关原因,解析了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法理依据、保护现状,并针对当前弱势群体保障实践的缺陷与不足,从立法的角度探求如何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以期能更好地解决当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问题,最终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     

社会建构主义视阈中的死刑民意沟通

死刑改革目前在我国踯躅不前的原因,在于国际上采用的安塞尔模式不具有普适性,对其反思有助于开拓问题的新视野。传统思路的偏差在于:知识精英对大众认知的独特作用认识不足。在处理二者沟通中出现了逻辑错误;学界曾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无助于反映国民深层诉求,以致出现"不能"主动沟通民意的局面。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革新了研究方法,它有针对性地将死刑民意划分为情绪性认知、功利性认知与道德情感性认知三大类,以此重新审视民意沟通问题之"不便"与"不易"。基于困境,可对渐近改革路径得出崭新的启示:死刑改革的过程实为两种话语之间的较量与博弈,而死刑废止的成熟时机有赖于法学家和政治精英成功开启民智、提升民意与最终促成质变。     

体制外民主的功能释放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新发展

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和结果。自现代化以来,传统的由少数精英主导的集权政治,逐步转向精英与大众、国家与社会相互制约、互动发展的民主政治。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策略和部署上选择了自觉推进党内民主法制建设,在政治权力体系的框架内寻找和培育民主的生长点,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以及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体制外民主日益成长,在公共舆论领域及社会治理中不断释放出巨大功能,意味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和体制资源发生了深刻变化。顺应这种变化,构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力量合作博弈的民主政治体制,是我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儒学思想”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十一五期间,我国在公共政策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决策更加地科学化、民主化和系统化。但我们也意识到,我国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仍存在滞后性,这不仅表现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还表现在社会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上的制约。最为显著的就是传统的"儒学思想"根深于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导致了我们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本文针对"儒学思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对当前政治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客观点评。     

论我国压力型维稳体制下的维稳困境与对策

我国历来重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为国民经济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压力型维稳体制也导致了许多负面效果的产生,如维稳成本高昂、越维稳社会越不稳定、官民关系恶化等等,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我国维稳体制的界定入手,通过分析当前维稳体制的特点、其所造成的维稳困境及原因分析,并从端正我国当前的稳定观、改革当前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改革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了破解我国压力型维稳体制下维稳困境的对策。     

我国信访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信访作为中国特色的了解民意的渠道，其存在已有60年的历史，具有沟通、协调、监督、救济等功能，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逐渐增多，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导致涉法涉诉上访案件呈上升趋势，信访工作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主要在探析我国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困境中，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其出路建议。     

试析当前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中的问题

随着我国由全能社会向后全能社会过渡,社会利益不断分化,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部门,在促进民众利益表达、增强民众与政府利益博弈能力以及影响政府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限制,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     

司法透明的博弈分析

当前人民法院改革面临的困境是透明度不够，法院公信力受到质疑；信息不对称致使当事人诉讼活动变成了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衍生法官寻租、司法腐败。本文主要以博弈理论为分析工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司法透明．而司法透明“度”的确定是法院与诉讼案件当事人及公泉（包括新闻媒介）三方参与人对策博弈的结果。在参与博弈的适三方中,法院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司法透明需要率先从法院突破。     

关于我国土地执法困境与成因的再思考

基于稀缺土地资源的过度竞争,我国土地利用矛盾愈显尖锐突出,土地违法行为也蔓延不绝,土地执法成效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本文通过对当前土地执法现状及其不力成因展开全方位分析,归纳出土地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行政体制、法院执行、机制程序、法律漏洞五大障碍,旨在揭示土地执法困境的深层原因、利益格局、一般规律及其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     

宪政语境下的公民主体性法理分析——兼析中国宪政语境下的“国家—市民社会”范式的历史逻辑缺陷

学界对宪政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引入与研究普遍地存在割裂了西方语境下的宪政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历史逻辑链条的问题,它忽视了公民主体性这个宪政发展与市民社会构成的基础性与结构性的要件。现代宪政意味着权力自身的矛盾运动,它需要对权力的矛盾运动予以限制和控制以使得其在理性的轨道中运行。权力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在现代宪政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权力博弈如果没有具有主体性的公民组成的成熟市民社会的参与,那么它就可能导致宪政体系的崩溃。     

恢复性司法本土化疏议

当恢复性司法理念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理念相契合时,人们开始思考这一制度怎样才能与中国的社会背景、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和法律文化恰当融合,以实现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向现代刑事司法转变,更好地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公平、民主、人权价值要求下的和谐社会构建必将为恢复性司法提供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社会资本亦或人力资本：东北内陆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

政治精英流动是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当前主流研究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鲜有触及。超越精英研究中的“二元精英论”等主流分析框架，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资本视角来解读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流动路径。基于笔者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的农业镇（以下称F镇）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相对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镇一级干部的职业流动的作用更显著。本研究认为，基层政治精英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多重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制度安排、基层政府运作逻辑，及伦理本位的中国乡土文化是影响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三大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动力机制（Dynamics）。     

妨害公务罪的法益冲突解决路径

我国法治化进程逐步推进,社会转型使政府治理方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频繁,法益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无疑让妨害公务罪成为颇具争议的敏感罪名。当前,法学界大多侧重研究具体的暴力、威胁行为及行为对象,而有关妨害公务案件中出现的法益冲突司法困境却未充分展开讨论,罪名所保护的法益本质及其位阶层次也鲜有论及。     

司法鉴定管理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统一

一、时代背景 历史的发展表明,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时期,是社会矛盾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即所谓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或拉美现象。自3000美元到1万美元这一阶段将面对崛起的困境：自然资源困境、社会冲突加剧、心理困境、道德困境、民族矛盾、国际竞争等。当前,我国也正处于3000美元向1万美元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表现出复杂性、尖锐性、群体性和多发性。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资源与阶层关系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在给我国社会结构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阶层之间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乃至产生比较尖锐的利益冲突。其实质是各阶层争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过程。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新社会阶层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随着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上升，他们拥有的政治资源也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盟。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政治资源上占优势地位的新社会阶层容易垄断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往往会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对阶层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困境与出路

缔约国报告制度深陷低效困境却盛行于九大核心国际人权条约,这是由国际法生成机制、利益集团博弈、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制度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决定的。条约机构的改革、统一和加强进程已初见成效,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更多参与报告程序也增强了其实效,但很难触及其体制根源和文化根源。报告制度属发展型制度因而具有光明的前景,未来它仍将沿着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前行,其命运取决于制度供需状况和制度博弈,其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提高报告制度的实效、提升其人权法理学功能和尝试打造多样化的报告准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面临的挑战及其破解

基于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与环境的紧张关系,明确环境保护责任的归属以及相关主体对于环境污染的预防、控制和治理等费用的合理负担,是保证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本文从法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存在的不合理性及其在我国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破解污染者负担原则所面临困境的对策。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当代企业文化的途径探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世界各地交往的不断扩大,我国人民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当前我国许多企业在文化塑造上面临诸多困境,而破除困境的最佳路径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其关键就在于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核心引导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育文明科学、健康有序的当代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