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不但无法适应跨域公共事务治理要求,而且增加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成本、降低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同时也是引发跨域公共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行政区行政、地方利益之争以及地方官员理念的碎片化都是造成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产生的重要根源,导致跨域治理中地方主义、各自为战、分割管理、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性治理正是针对政府管理实践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因而从价值导向、组织机构、制度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跨域整体性治理模式就成为解决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的有效路径。     

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助推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源、相关性与途径

在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有着深刻的内涵,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特征。调适政府边界对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数字治理不同阶段对政府边界及治理能力、水平的需求不同;调适政府边界有助于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数字治理“浪潮”中针对现实需求准确地调适政府边界从而显著推进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治理主体准确确定政府边界的范围;分项完成不同阶段的治理任务;革新治理理念并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     

对新西兰“整体政府”改革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范式的革命性变化,新西兰模式成为其中的典范。然而,传统官僚体制中政府部门碎片化问题在改革中日益扩散和放大。21世纪以来,新西兰实施了整体政府的改革战略,从而有效克服了这一制度缺陷,初步实现了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Management)向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治理范式的转换。整体政府是应对新公共管理治理危机的矫治和调试,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继承。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政府规模适度性探析——一个“治理”的视角

政府规模的循环膨胀弊端 ,有其内在深刻原因。从“治理”的角度看 ,要保持政府规模的适度性 ,创新政府理念、廓清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 ,就成为标本兼治的路径选择     

跨界公共危机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社会高风险期,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纠结在一起,在社会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各类公共危机问题被迅速地集中和放大,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各类风险,其中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风险化解能力的难题。跨界危机治理过程碎片化怪相,导致跨界区运作机制瘫痪,秩序混乱。整体性治理,无论从价值意义还是工具意义上,都高度契合跨界危机治理碎片化的逻辑修正。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及治理手段等方面全面推进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建构对提升跨界危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裸官”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近年来,一些典型腐败大案要案中,"裸官"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裸官"腐败的黑洞,不在"裸",而在"逃"。"裸官"腐败的生成主要源自理想信念缺失,监管制度存在漏洞,"裸官"出逃的高收益、低成本等多因素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裸官"腐败现象,要在强化制度反腐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防腐。一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裸官"腐败的预见性;二是加强监管,大力提升"裸官"腐败的防范性;三是协作联动,全面强化"裸官"腐败的控制性。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政府完善生态治理路径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发展观,其与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其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内涵。除此以外,科学发展观也具有相当深刻的生态内涵。就本质而言,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文章首先介绍了生态治理的基本内涵,然后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治理的作用,最后详细地探讨了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当代政府完善生态治理体系的路径,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借鉴与帮助。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循数”治理

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循数"治理,需要树立正确的"循数"治理理念,全面把握大数据的实质,客观评价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系统的影响,及时将"循数"治理内化到治理举措中;构筑"循数"治理保障体系,为"循数"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建立"一体两翼"的数据中心模式,推进电子政务;提升"循数"治理能力,包括对政务数据的掌控、整合、使用的能力。     

“四风”隐形变异的特征、根源与治理对策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推进,“四风”问题隐形变异、反弹回潮的现象不容忽视,不仅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而且关乎党心民心,是全党和人民群众的公敌。当前“隐蔽”送礼、“转战”吃喝、“套牌”公车、“拆分”婚丧嫁娶、“变相”占用办公用房、“调研”旅游、“痕迹”督查、“庸懒散慢”等“四风”表现,体现了其具有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隐蔽性等特征。新时代深化作风建设,务必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持之以恒地进行治理: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夯实主体责任;加强学习教育,规范党内生活,弘扬廉政文化;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考核机制,抓住“关键少数”;加强监督执纪,强化联防联查,发挥长效合力,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的治理

大数据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企业、民众都在大数据浪潮中享受其带来的裨益,但是大数据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基层政务服务中数据碎片化现象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务服务的数据烟囱化、数据丛林化和数据鸿沟化。促进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从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化的数字治理工具主要有三种,即块数据、区块链和主权区块链。治理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碎片化的具体路径在于: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系统化来治理数据烟囱,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集成化来治理数据丛林,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信息化来治理数据鸿沟,从而实现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治理。     

“官谣”与政府公信力

"官谣"作为官方对外发布的一种虚假信息,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官谣"的本质是权力任性滥用。在网络谣言泛滥成灾的当下社会,"官谣"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是巨大的,严重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认同。法治是抑制权力任性和傲慢的一把利剑,建设法治政府,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官谣",才能正本清源,重塑政府取信于民的正向声誉。     

评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整体政府”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开启了一场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政府改革运动。这次政府改革运动促使一种替代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整体政府"公共行政范式的产生。本文在对"整体政府"范式进行学术解构的基础上,系统地评价了"整体政府"范式的理论贡献、理论盲点、发展前景及启示意义。     

论我国政府治理变革中NGO发展的路径选择

社会中介组织（NGO）在政府治理变革过程中发挥着纠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杜会公共服务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职能错位、行为失范、行政干预遏多、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等问题。因而，当前宜从培育健康的社会中介组织体系、强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综合管理和社会监督、推进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加强和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建设等方面入手术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     

治理视域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探析

在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动态稳定与和谐的战略考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和治理纷繁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和实践的价值标尺,秉承善治理念,积极推进民间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建构现代合作共治网络结构,应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让“效能”引导“革命”——从温州的“效能革命”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近来在温州等地掀起并席卷浙江全省的“效能革命”，以其新颖的视角和大胆的尝试为各方所瞩目。本文以中外行政改革模式上的差异作为自己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这场政府变革的特征、成效、困境和路径选择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并以此为个案来探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可能方向。     

从“无为”到“有为”的博弈与转型我国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中究竟应当成为“有为”政府还是“无为”政府是一个不断博弈与调适的过程。鉴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与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间的矛盾，政府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应当再做“无为”政府，而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与条件，促进民营与国有经济处于同等的竞争平台上，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做“有为”政府。     

公共危机治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实现公共危机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政绩导向的静态维稳观到重视公共需要的民生观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民生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实现从政府一元治理到社会多元共治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从机构裂化到部门协同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在治理环节上实现从重应急处置到各环节并重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全流程治理;在治理手段上实现从传统手段到信息技术手段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数字治理。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超大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的两条路径

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的“时空错配”,一直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大难题,治理重心下沉成为大势所趋。以京沪两地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政府尝试运用数字化等手段,在政府体制结构和资源条件相对稳定的状况下,突破治理重心下沉的传统困境,实现城市治理能级提高。文章从动力来源、运行体系、运行机制与绩效控制等层面构建分析框架,将北京“吹哨报到”与上海“一网统管”案例进行比较,展现了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的差异化创新路径。在讨论以上两种路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稳定高效提升治理实效的复合式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