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中国早期政党涵义略论

“政党”本系外来政治词汇，在近代“合群救亡”声中传到中国。人们在对它的接受理解过程中，经历了由“群”而“党”而“政党”的转变。清末民初的中国人认为，它是由精英分子自愿组成的、具有高度政治道德规范的、长期稳定的政治组织。这种解释，一方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政党的公开性原则，另一方面又承接了中国传统“君子之党”的公义精神，并对两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政党”问题态度和认识的转变，反映出“政党”在中国社会最初得到认同的基本状况。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全球议程与行动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具有全面、全程与全球治理的特征，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形成了“社会隔离”“国际安全”“全球风险”“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五个公共议程。在五个公共议程发展脉络中，“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建设”“应急管理”“全球—地方”“加快研发”成为构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行动框架的五个维度，满足了创新性、整合性、普遍性与应用性的治理需求。为了避免回归“旧常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遵循“治理刺激—反应链”的原则下进行整合治理，以实现“更好的健康”和“重建得更好”的愿景。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分析和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进行深刻总结后提出的明确要求。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思维方法上要把握共同参与、共同价值、共同行动的本质特征；从实践路径上，要完善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体制机制、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网络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建设。     

善治与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

善治展示出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向，对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借鉴善治理论与实践加强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必须变革领导观念，科学处理党与社会的关系；发展民主法治，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与稳定；转变政党职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廉价与高效；培育公民社会，形成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性合作与互动；加强协调整合，在化解矛盾冲突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

与中国将社区置于国家政治版图的重要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时间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但是以“国家无涉”或“社区自治”来概括西方社区治理，则过于简单且有违史实。完成工业化的一百多年来，在工业化、战争和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社区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拥抱社会”和“接受国家”的“二阶转型”,这为国家干预社区提供了基础。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经历了“国家无涉-积极介入-策略后撤”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合法性转译的过程；英美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以确保其社会基本面不受冲击为首要目标，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发挥着强力守卫的功能，力图扼住“国家主义”的龙头。受经济理性支配，西方国家期望社区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不解决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根源问题；社区治理只能被狭隘地局限于消费主义的选择领域，面临结构性难题。必须明确，社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应当将社区治理纳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话语垄断的解构

西方政治文明实践的合法性话语是西方话语的根基，肇始于“西强东弱”的历史时代。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到，东西方“攻守势易”的萌芽初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日益显露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这一优势的基础上，一方面，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负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全新的民主形态的角度，完成了对西方传统选举民主的去蔽；另一方面，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作为全新的政党制度形态，也意味着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超越。正是这种去蔽与超越的双重努力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有机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本土建构进程中，进而推动实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整个西方话语垄断的解构以及对于本土阵地的复归。     

族与群：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与当代价值——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本文从关系叠加的视角，以“族”和“群”为基点分析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特点与变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这就是“族”和“群”。由中国的“族”和“群”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相互渗透、国家组织社会并高于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特殊价值。这一特点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世界关系的时代后，一方面，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解体，个人挣脱家族共同体，形成具有独立意识、利益和权利的个体；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将分散的具有不同利益的人联合为一个整体，并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族”与“群”这一古老的话语因此获得当代价值。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思想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党的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政党执政以人民为价值导向,国家治理则以社会为价值导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阐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新的价值根基,厘清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也规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     

广义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双重性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广义政府,它由国家性质党组织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构成。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整合而成的广义政府兼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属性,具有“一体两性”的特征。广义政府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存在成员身份、行为依据、利益结构、央地关系、任务配置、权力授予、责任履行、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广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两种不同的治理实践,当某个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广义政府应依据政党治理逻辑来应对;而面对非政治的公共管理问题,广义政府应重视依据政府治理逻辑来处理。因此,广义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地调适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性质党组织具有政府属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重视政党治理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的协调,避免不恰当地过于强调政党属性而遮蔽政府属性。各级人民政府也有政党属性,在属地负责制的原则下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致力于国家的全局发展和整体利益。当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协调互助时,能极大地增强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当两者的运用情景发生“错位”“缺位”和“越位”时...     

论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互强的逻辑选择

改革开放的深化带来了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向政府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治理上存在失灵现象，需民间组织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政府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民间组织协助政府解决改革深入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二者在合作模式下的协同治理中不断得到加强。民间组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选择行为，近期来看，政府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但从长远来看，民间组织的民间性将逐步得到加强，其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会逐渐增强，与此相应，社会治理的架构也随之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走向政府与社会共同实行的民主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论析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是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的内在诉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客观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包括关键性能力、辅助性能力、综合性能力三层结构性要素，分别指向政权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国家治理效能。在三层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交互运动中，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持久性稳固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保障，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夯实基础。作为能力的直接承担者，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应当以“能力体系”的整体视域观照“重点能力”的精准提升；作为能力的间接承担者，基层政府应当主动拓展“能力锻造”的多维场域和健全“体现能力”的相关保障。     

多层次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实践与未来发展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全球、地区、国家和社会等不同层次的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彰显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紧密联结、协调推进的重要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应从“全球—地区—国家—社会”的整体视野理解和解决治理问题。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层次治理直面的对象与问题虽然有差异，但仍处于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多层次治理的中国实践体现在：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地区治理中着力“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发展；在国家治理方面，求实有效、成绩显著，铸就了中国自信；在社会治理方面，党建引领、多元互动，建构了中国模式。多层次治理的中国未来发展旨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亲、诚、惠、容”理念，构筑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的地区环境；加强党的领导，夯实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基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优质高效。     

常规与非常规:地方治理学习型政策变迁的模式比较

地方治理存在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学习型政策变迁模式。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工具使用而生成，非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公共危机应对而生成，两种模式受布局要求、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的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强化或重塑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促进或促退地方治理效能，巩固或侵蚀国家治理效能。基于此，可以采取如下优化策略：坚持公共治理，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摆脱思维定式，找到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平衡点；改变行为惯习，破解常规治理与非常规治理的悖论困局；采用创新手段，塑造技术治理和治理技术的融合格局。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行动语境中的基层概念及其理解

理解“基层”，是科学展开基层治理的观念前提。从静态的结构语境来认知“基层”，偏离了这一概念的反身性特征。基层概念的行动语境，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行动语境中基层概念的语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界面主体是既需要“对上负责”又需要“对下负责”的基层干部；界面实体是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效率性治理需求与多元渐进演变特征的公共事务；界面载体是兼具国家建构性与社会进化性的规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界面来理解基层概念，为科学认知基层干部、基层事务、基层规则，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理解基层主体、载体与实体的有机联系，需要从行动统合的视角来理解基层治理，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     

危机动员与“道统”正当:古代中国灾荒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瘟疫的史料分析北大核心

荒政是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历代统治者面对灾荒危机时,常常会采取动员的措施,以稳定社会、维护秩序和巩固统治。动员型灾荒治理背后体现出古代中国独特的运作逻辑和丰富的文化意蕴。本文在对话行政生态论、资源动员论和道统论的基础上,构建了“风险感知—资源摄取—道统正当”的分析框架,对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的瘟疫治理实践开展微观史料的分析。研究发现,古代中国灾荒治理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和文化情境特征的政治过程,围绕危机动员的政策议题,君主、官僚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了复杂的策略互动,“何时动员”取决于君主与地方官员对统治风险的感知,“如何动员”体现为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与由内而外的社会整合,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摄取,而“为何动员”则源于儒家“道统”的赓续与价值的宣扬。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国家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也为中国式危机管理的学理分析提供可能的思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结构的伟大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利益代表优势、多党合作优势和民主协商优势,集中彰显了凝聚国家治理目标和道路共识、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力、保障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国家治理效能。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需要秉持制度内在特质发挥执政党治理核心主体的坚定领导力,激发制度活力优化参政党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凝智聚力功能,巩固长期稳定和谐党际关系凝聚国家治理效能强大合力,提升制度执行力完善多党合作治理效能运行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困境及消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现实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不足、盲目乐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疾控机制有缺陷;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政社对接不畅,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能力应多方联动,构建“合作共治”治理模式;做好预防,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云治理平台,推进治理内容精细化;合理引导舆情,做好信息管理工作;明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强化职能担当;构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国外政党治理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三重治理关系:一是政党内部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政党,治理方式用制度(党规党纪),治理内容涉及党员管理、党纪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等"制度治党"问题。二是政党外部治理层面,包括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两重治理关系。政党与国家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方式用法治,治理内容涉及党纪与国法如何衔接的"依法治党"问题;政党与社会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治理方式用舆论监督,治理内容涉及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党治理的"法外监督"问题。国外政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