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组合”:以中国城乡治理为例

本文根据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新的分析框架将制度变迁的机制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响应性制度创新、适应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并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治理的若干典型案例,证实了四种制度创新方式,并进而提出,新中国制度变迁的核心机制,是一种创新组合的方式,从强制性制度创新和响应性制度创新,转向为适应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方式如强制性制度创新到另一种方式如诱致性制度创新.     

论中国“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演变及定位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 ,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 ,通过对中国以往有关立法及法学研究的回顾 ,探索“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演变 ,进而对其立法和理论上的定位作了探讨。     

论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作出列举式规定，并在列举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在《行政强制法》的施行过程中，除了在执行层面严格按照该法规定的种类和方式推进外．还需从立法政策的角度对“其他”种类和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确保该法的立法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问题涉及：层级性、规范性和权力保障性；维度多元化与方法多样性；对城管不得扣押小贩经营商品的再考；不得擅闯民宅扣个人财产的困惑；对违法建设的规制与手段保障；行政强制权与行政处罚权的配套完善；提高行政效能与行政强制权的委托；权利救济与权力规范的立法完善；以及对行政强制的正确认识和舆论的正确引导等诸多方面。     

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政府角色转换

行政审批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 ,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以书面证照或其他方式允许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行为确认某种权利或授予某种资格的行政行为。我国将要进一步改革并完善行政审批制度 ,但只有改变政府角色定位 ,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有效型政府”转变才能够使行政审批制度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使行政审批制度成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而有效的手段。     

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的作用——基于温岭经验和特征的解读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过程，在承认市场力量的同时，也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其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从多角度多层面呈现出“渐进式改革”的内涵和外延，这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利用分权体制本身所具有的竞争性因素及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方面的优势，地方政府对特定的制度环境的认识更全面、更敏锐、更了解制度资源的利用状况和微观主体的现实需求，因此也更有利于与本地实际相结合进行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是温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果。     

我国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问题研究

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是指由司法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有很大不足,仍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完善。新的《行政强制法》确认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行政执行和司法执行双轨制,但这一模式仍有商榷的必要。本文简单阐述了行政强制司法执行的内涵以及存在依据,并对当前司法执行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作出分析,提出了将行政执行权归还于行政机关并构建新型执行诉讼制度的设想,以期能够对我国行政强制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城镇上山”：云南特色的和谐发展之路

积极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即“城镇上山”的科学发展道路，将彻底改变云南传统用地制度和城镇发展结构，以最具特色的创新方式打造“城在山中、山在城中、房在林中、人在绿中”，“山水田园一幅画，城镇村落一体化，城镇朝着山坡走，田地留给子孙耕”的和谐云南画卷。     

商量行政与中国传统行政文化

不同于“命令一执行”模式，“商量行政”是指行政上级和行政下级之间，行政者和行政对象之间通过沟通和协商的方式决定行政任务的内容甚至行政处理、处罚的程度和方式。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关系、圈子、权谋、潜规则、和等因素有关，表现了我国具体行政方式的特色。这就启示我们，理解和借鉴一国的行政必须注意一国的行政文化，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以其极强的稳定性、延续性和渗透力影响着当下的行政，需要在认识、理解的前提下做改进行政文化的持久努力。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

行政强制是国家公权力以强制方式和手段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行的限制,是行政法治化的重要领域;制定行政强制法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乃中国民主与法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立法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专家,就行政强制法治化所涉及的强制执行实施制度、地方立法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设定权限、行政强制的性质与该领域的司法功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研讨,以资立法实务与学术研究之需。     

行政强制制度法治化探讨：行政强制实施制度设计思考

行政强制是国家公权力以强制方式和手段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行的限制,是行政法治化的重要领域;制定行政强制法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乃中国民主与法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立法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专家,就行政强制法治化所涉及的强制执行实施制度、地方立法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设定权限、行政强制的性质与该领域的司法功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研讨,以资立法实务与学术研究之需。     

论被执行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地位——以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为例

行政强制是国家公权力以强制方式和手段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行的限制,是行政法治化的重要领域;制定行政强制法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乃中国民主与法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立法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专家,就行政强制法治化所涉及的强制执行实施制度、地方立法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设定权限、行政强制的性质与该领域的司法功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研讨,以资立法实务与学术研究之需。     

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问题研究

行政强制是国家公权力以强制方式和手段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行的限制,是行政法治化的重要领域;制定行政强制法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乃中国民主与法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立法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专家,就行政强制法治化所涉及的强制执行实施制度、地方立法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设定权限、行政强制的性质与该领域的司法功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研讨,以资立法实务与学术研究之需。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及法院在执行中的作用

行政强制是国家公权力以强制方式和手段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行的限制,是行政法治化的重要领域;制定行政强制法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乃中国民主与法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立法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专家,就行政强制法治化所涉及的强制执行实施制度、地方立法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设定权限、行政强制的性质与该领域的司法功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研讨,以资立法实务与学术研究之需。     

我国收容教育制度废除论

收容教育制度原本是一种行政强制性教育措施和一种暂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但在实践中，收容教育制度已经演变为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较长时间剥夺卖淫嫖娼人员人身自由的“准刑罚”。收容教育制度欠缺价值合理性，收容教育的目的和方针、法律属性、适用对象、期限、适用程序、惩处强度等均无正当性。作为较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收容教育制度所依据的行政法规与《宪法》相冲突，与上位法相冲突，无基本的合法性依据，严重侵犯人权，已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的要求，理应尽快废除。     

制度转型与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

随着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即企业推动为主体的诱致型的制度创新和政府推动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创新,两者在相互博弈中共同发生作用。本文通过对河北省文化产业制度推进历程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提出在当前河北省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的诱致性制度推进受到限制,政府的强制性制度推进应当是当前的路径选择。     

从禽流感谈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

为应对禽流感这一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扑杀、强制免疫、强制检查、强制隔离与治疗等行政行为,其行政行为不论是合法行使还是违法实施,都可能对人们的合法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失和限制。基于此,根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提出国家应建立行政补偿制度,对利益受损相对人进行行政补偿,已达到既防止了禽流感又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双赢”。     

论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

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是行政紧急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创设行政紧急强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是在原属法律空白的领域中,以制定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使行政紧急强制从无到有的一种活动.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与行政紧急强制的启动,行政紧急强制的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规定等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相同.规范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对于行政紧急强制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构建中国行政强制制度的有益探索——评付士成的新著《行政强制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已在 260多件单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对行政强制问题作出规定，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强制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和作出系统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滥施行政强制和行政强制不足的问题同时存在并且相当严重，行政强制制度在我国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南开大学的付士成同志敏感地抓住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这一突出问题，花数年之力，收集了十余年来国内外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运用法学理论，结合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行政强制的性质、概念、设定、种类及措施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出我国第一部有…     

社会风险规制视域下的行政强制代履行制度创新研究

风险社会向行政法提出了社会风险规制创新的时代要求。我国的《行政强制法》为行政机关规制社会风险创设了多项制度，并为行政机关提供了多种选择。代履行制度体系的科学分类为行政机关有效规制社会风险提供了制度条件，但由于社会风险本身的边界不可能泾渭分明，这就决定了行政机关在实施代履行制度时依赖更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法律解释。